延伯真和劉雨輝特工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頁，是他們成功地獲取了“東寧要塞”的情報。
日本關東軍盤踞東北後，為鞏固其地位，同時為對付北線虎視眈眈的蘇聯軍隊，實現更大的侵略野心，在中蘇邊境確定了四個作戰區域，把南起吉林琿春、北至內蒙古海拉爾約四千公里的中蘇邊境劃作了戰略要地，在這條蜿蜒漫長的戰略防線上，他們規劃了十餘處超大軍事要塞群，依次是琿春要塞、東寧要塞、鹿鳴臺要塞、綏芬河要塞、觀月臺要塞、半截河要塞、廟嶺要塞、虎頭要塞、富錦要塞、鳳翔要塞、霍爾莫津要塞、璦琿要塞、黑河要塞、法別拉要塞、海拉爾要塞、烏諾爾要塞、阿爾山要塞。
這些要塞都以“特”、“甲”、“乙”、“丙”、“丁”區分，“特”為要塞群之首，其他次之。這些要塞群長度相加有一千公裡，裡面近十萬個永備工事星羅棋佈，密密匝匝。關東司令部最高長官下令，特級工事的掩體厚度至少四米，要能抵擋數百毫米口徑、一點五噸重的*的超強打擊。
在這眾多的要塞群中，東寧要塞被列為“特”。它坐落在在牡丹江市東寧縣三岔口鎮南九公里處，與中蘇邊境相依。當年，它被關東軍司令部列為“國境一級陣地”，是關東軍打擊蘇聯軍隊的殺手鐧。
據《東寧縣志》等有關史料記載，1941年，日本關東軍在東寧縣駐紮有三個師團、一個獨立旅、一個國境守備隊，總兵力達到十三萬人，而當時該縣人口還不到三萬五千人。其他要塞的駐軍最高長官多為少將，而這裡僅中將就有三個，少將十一個。駐東寧地區的關東軍不僅數量多，而且兵種齊全，五花八門，有步兵、騎兵、坦克兵、裝甲兵、通訊兵、航空兵、各種炮兵、工程兵、舟橋兵、汽車兵、衛生兵等等。兵力部署主要分佈在三岔口、東寧等要地。
日本關東軍第五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叫囂：我要把這龐大的要塞群建成東方的馬其諾防線！比法國人的馬其諾防線還要強百倍、千倍！
何為“馬其諾防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軍方從大戰中看到了戰爭危機，為防備德國和義大利，他們開始在邊境上建造防禦工事，該工程總投入五十億法郎，相當於1940年整個法國一年的財政預算，僅鋼鐵就耗去了十餘萬噸。這一系列防禦工事，全長七百多公里，碉堡一千餘個，部署了三百多門各類火炮，有一百多個炮塔。因為該工程由時任法國國防部部長的馬其諾主持，被稱為“馬其諾防線”。
法軍以為這下高枕無憂了。豈知1940年5月的一天，德軍繞過馬其諾防線，攀越阿登山區，成功進入法國境內，並很快佔領了整個法國。
馬其諾防線，遂成為戰爭史上的一個笑柄。
而馬其諾防線比起東寧等要塞群來，還是小巫見大巫，難怪日本關東軍司令如此狂妄。
東寧要塞群從1934年起建造，至1945年完工，歷時十一年。據史料記載，日軍在中蘇邊界沿線興建要塞期間，動用中國勞工就達百萬之眾，僅東寧要塞就有十七萬勞工。東寧要塞完工後，絕大部分勞工被日軍秘密槍殺。
據東寧縣的老人講，1932年左右，東寧縣就被隆隆的爆炸聲籠罩了。後來人們才知道，那是日本鬼子在開山炸石。這期間，日本人多次到東寧縣拉民工要伙伕，沒有勞力的，就以錢來抵。
延伯真也覺察到有異。為探究竟，他多次前往山區偵查，因日軍守衛嚴密，無法靠近目標，但遠遠可以看到前方塵土飛揚，人群密如螻蟻。
延伯真和劉雨輝分析，日軍大興土木，肯定是在修建什麼工事。延伯真把這情況馬上彙報給了蘇聯遠東情報局，情報局上層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並專門讓延伯真列席。有專家認為，東寧與蘇聯為鄰，日軍的陰謀肯定是針對蘇軍的。最後情報局指示，要延伯真儘快搞到有關情報。
延伯真喜交往，善鼓動，每走到一地，都會結交大批朋友，這也利於他開展革命活動。他剛到東寧縣不久，有一次在飯館吃飯，聽到鄰桌的人說一口地道的山東話，就走過去打招呼，由此和王書煥、王蓬一兄弟倆相識併成了好友。
王書煥兄弟在山東老家時，曾用鐵鍁拍死一個日本兵，為躲避追殺，在一個月黑風高夜逃走了。提起日本鬼子，兄弟二人牙齒都咬得嘎嘣響。交往久了，心裡話就多了，關係也日漸加深。
有一次延伯真險些被日本兵捉住，是這對兄弟出手相助，才得以脫身。王蓬一對著延伯真比畫了一下，意思說，你是八路吧？延伯真微笑著點了點頭。王書煥說：太好了，殺鬼子也有我們一份！以後用著我們兄弟時，儘管說。
東寧縣有一家照相館，主人叫姜延平。一次延伯真去照相，姜延平邊忙邊嘆氣，延伯真問他為何長吁短嘆，姜延平說：我這段時間幾乎天天被日本人拉去照相，這樣下去，我不成了漢奸了嘛！延伯真說：只要不跟著日本人做壞事，就不算是漢奸。
姜延平說：開始日本人讓我給當兵的照，時間久了，可能也信任我了，就讓我照他們的防禦工事。做這事，算不算漢奸哪？
延伯真心裡一動：防禦工事？
姜延平說：你還不知道？日本人現在瘋了，就像老鼠打地洞一樣，天天在那裡瞎折騰。
兩人攀談了一陣，姜延平突然問延伯真：兄弟，聽你口音，是山東人吧？
延伯真點了點頭。
姜延平高興地說：你們山東人好啊，厚道！
延伯真笑著問：怎麼個厚道法？
姜延平說：我認識兩個王姓兄弟，也是你們山東人，當年我流落街頭，腿上還受了傷，他們把我叫到家裡去養傷，傷好走的時候，還送了我一些錢，要不我哪有今天……他們一個叫王書煥，一個叫王蓬一，恩人的名字，我時常唸叨，我得記一輩子呀！
延伯真心裡一陣驚喜，不禁喊道：太好了！
這一聲叫，把姜延平嚇了一跳。
延伯真自知失態，說了聲“謝謝”，起身告辭。
出了照相館，夜幕已經降臨。延伯真直奔王氏兄弟家。
當天晚上，延伯真和王氏兄弟，在姜延平的照相館與他談了很久。
聽了延伯真的計劃，姜延平臉都白了，他連連搖著手說：不行，絕對不行！這可是要殺頭的呀！
延伯真說：危險肯定有，但我們會全力保護你。都是中國人，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人折騰下去，將來我們會死多少人哪！
王蓬一也說：兄弟啊，不把這幫兔崽子趕出去，我們永遠過不上好日子！
姜延平不停地抽著煙，最後他一把扔掉菸蒂，下了決心：豁出去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是不能袖手旁觀。
姜延平最終答應，為延伯真提供東寧要塞的情報。
延伯真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後來，姜延平藉機將東寧一帶的陣地構造照片圖樣，連人帶物等整個地拍攝下來。我很快就送到了蘇聯遠東情報局。
可以肯定的是，東寧要塞情報確實是照相師姜延平提供的。但是，如此重要的一個天字號工程，敵人防護肯定也非常嚴密，姜延平是怎麼應付敵人，又是如何將情報帶出來的呢？
很遺憾，由於史料的缺失，我們已無從查考。
姜延平完成任務之後，為了他們全家的安全，延伯真介紹他們去了蘇聯。
1936年10月的一天，姜延平舉家到了蘇聯，從此再無音訊。那段神秘的歷史也隨之消失了，成為一個永遠的謎團。
關於東寧要塞的情報傳奇，幾乎鮮有資料記載。
日本憲兵隊很快發現中國照相師神秘失蹤了。在日本狂熱分子眼裡，東寧要塞就是日本擴張的希望，是他們攻打蘇聯的殺手鐧，照相師如果是情報人員，東寧要塞就會暴露無遺。
關東軍立刻派出大批軍警，在縣城進行拉網式的大搜查。此時，延伯真一家人也早已轉移到了綏芬河及北安縣一帶。
在這裡，延伯真並沒有銷聲匿跡，他又成功策反了日偽團長西久貞。
延伯真在東寧縣當教員的時候，結識了教育局局長申鴻泰。後來申鴻泰官運亨通，當上了北安縣的一縣之長。為開展工作，延伯真就投到了他的門下。申縣長一直覺得延伯真是個老實本分之人，就留他在縣衙裡當差。
1938年除夕，申鴻泰舉辦新年團拜會，宴請北安縣各界名流，延伯真也在現場聽差。為了尋找可用之才，他找藉口翻看來賓簽名簿，在眾多的名字中，一個叫西久貞的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的名字後面有這樣的介紹：山東廣饒人，校級軍官。
延伯真心中暗喜，他端起酒杯走到西久貞的席前一一敬酒，敬到西久貞跟前時，延伯真貌似隨意地問道：西團長，聽口音，您是山東人吧？西久貞打量著延伯真說，是啊！這人呀，什麼都好改，唯有鄉音難改啊！說著，西久貞眼圈竟紅了：哎！多少年沒回家了，也真是想呀！
延伯真說：西團長，我也是山東人，聽您說話，親切得很哪！
西久貞高興地說：太好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來，幹了這一杯！
兩人端起杯來一飲而盡。
延伯真說：我是山東廣饒的，不知團長是哪裡人？
西久貞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啥？廣饒？我也是呀！
越說越近乎，西久貞用力拍了一下延伯真的肩膀，大聲道：我西久貞是個爽快人，山東大漢嘛！以後有什麼事，儘管找我。哪天你到我駐地來，咱們兄弟一醉方休。
幾天過後，延伯真來到了西久貞的駐地。西久貞很是高興，並設宴盛情款待。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西久貞不禁一聲長嘆，聲調悲涼：兄弟，那天我就看出來你是個可靠的人，願意和你說說心裡話：我這氣兒，不順哪！很多人都說我是個響噹噹的團長，響什麼呢？真沒什麼可自豪的，給日本人幹事，羞先人呀！你可能也看不起我西久貞吧？兄弟你不知道，在小日本面前，我賠著笑臉，可心裡恨不得捅了這幫孫子！老弟你可以打聽打聽，我對老百姓怎麼樣？我手下的人，沒一個敢欺負老百姓的！很多人見了我也都伸這個……西久貞說著，伸了一下大拇指。
延伯真說：我看得出來，西團長是有正義感的。既然你跟我掏心窩子，那我也說實話實說——日本鬼子早晚得完蛋，蔣介石也靠不住，能救中國的，還是共產黨。
西久貞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兄弟你說得有道理。共產黨開始就是個小不點兒，誰也沒看在眼裡，可現在越來越成氣候了。
延伯真藉機道：我推薦你讀本書，書名是《共產黨宣言》，它讓整個世界的無產者都行動起來了，這也是共產黨走向勝利的武器。為什麼民眾都擁護共產黨？共產黨是為窮苦人謀幸福的。這些道理，《共產黨宣言》多少年前就提到了。
西久貞說：難怪老蔣這麼恨這本書，過去我也很想一讀，可一時沒找到。
延伯真說：正好，我那裡有一本，我給你送過來。
西久貞狐疑看了一眼延伯真：兄弟，你好像有些來頭呀……不怕我把你賣了？
延伯真哈哈一笑：我又不是共產黨員，值不了幾塊大洋，只是也和你一樣，有些民族責任感。過去我是讀了些書的，其中就有《共產黨宣言》，讀了覺得有道理，就想推薦給老兄也看一看。我不信老鄉會把我賣了！
不久，延伯真給西久貞送來《共產黨宣言》，兩人又深談了一次。
1938年春的一天，西久貞騎馬來到了北安縣政府，找到延伯真，急急地說：小日本要出手了，準備出兵諾門坎，他們無非就是想試探一下蘇聯的反應和軍隊實力。我也要被派過去，你看怎麼辦好？
延伯真說：要我說，這正是你擺脫日本人的良機。陣前起義，把你的隊伍拉到蘇聯去！
1938年5月，諾門坎戰鬥打響。蘇聯元帥朱可夫親自上陣指揮，蘇聯紅軍給了日軍沉重打擊。雙方激戰中，西久貞帶人消滅了自己團裡的十幾個日兵，最後率隊伍投誠。此舉一下子打亂了日軍的部署，令日軍措手不及。
1940年夏天，西久貞離開蘇聯，取道新疆到了延安，後加入了共產黨。1945年建立東北解放區時，西久貞又隨軍回到東北，始任黑龍江省財政廳副廳長，後擔任遼寧省財政廳廳長，於1962年病逝。
西久貞晚年經常唸叨起延伯真。他說：沒有延伯真，就沒有我西久貞的今天，是延伯真和他的那本《共產黨宣言》，讓我下了起義的決心。
西久貞陣前倒戈，讓偽滿政府非常惱火。北安縣縣長申鴻泰的隨從張三貴乘機進言：依我看，就是延伯真策反了西久貞！他自從看了那本簽名簿後，就有意識地接近西久貞……這事兒，我可曾經提醒過您的呀！
申鴻泰也心裡嘀咕，就旁敲側擊地問延伯真：這西久貞怎麼突然當了叛徒呢？伯真呀，你和他往來頻繁，交際頗深，可難脫干係！
延伯真平靜地說：申縣長，因為我們是同鄉，往來多一些，這是人之常情。我延伯真是個教書人，平日小心謹慎，唯恐惹上什麼官司，帶來性命之憂啊！
申鴻泰察看延伯真臉色，見他一臉無辜，也就少了些懷疑，放過這事不提了。更重要的一點，延伯真是他留在縣府當差的，一旦深究出問題來，他也難逃干係。
申鴻泰本想就此辭了延伯真，又苦於找不到藉口。沒想到過了幾天，延伯真卻自己提出了辭呈。他對申鴻泰說：我家裡人口眾多，想找個薪水高一點的差事做，這樣也可緩解家中的窘境。
申鴻泰樂得如此，就滿口答應了。
延伯真主動辭職，是有緣由的，因為這時賀伯珍帶著新的任務從蘇聯回來了。
賀伯珍回來的時候，面黃肌瘦，一臉病態，走路搖搖晃晃的，延伯真忙問原因。賀伯珍沒開口眼圈就紅了，他對延伯真、劉雨輝說：我以為咱們再也見不上面了。
原來，賀伯珍到蘇聯送情報的時候，正遇上蘇聯肅反運動，賀伯珍被逮捕關押。蘇軍說他是日本特務，對他進行了一番拷打，然後把他關進了一間又潮又溼的牢房裡。
有一次，一個高階別的軍官來審問他，賀伯珍說：我是中*員，這幾年一直為遠東情報局工作。這位軍官聽了，覺得非同小可，立即把這件事報了上去。
終於有一天，遠東情報局來人把賀伯珍帶走了……
延伯真聽到賀伯珍的訴說，嘆了口氣，又見他一臉的委屈傷心，就說：革命就是這樣，不僅要吃得了委屈，還要隨時準備犧牲。我去年回了一趟老家，才知道我們一個很優秀的同志犧牲了。
說到這裡，延伯真拿起枕邊的一本書：這個人叫劉良才，他就是用這本《共產黨宣言》，帶動了一大批的農民起來幹革命。劉良才走到哪裡，就把《共產黨宣言》宣傳到哪裡……
賀伯珍默默拿過這本《共產黨宣言》，低聲說：與他相比，我做得還很不夠。在蘇聯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在學習《共產黨宣言》。我也準備好好看看這本書。
1939年冬天的哈爾濱，格外寒冷。就在初冬的一個雪天，延伯真、劉雨輝舉家搬到了這裡。
延伯真與前妻生的兩個兒子已經到蘇聯學習。他和劉雨輝婚後又育有三女一男。為保證安全，延伯真和劉雨輝一年要搬幾次家，孩子們也跟著他們四處奔波。
這一次搬家，是依照遠東情報局指示，到哈爾濱設立電臺。經過四處尋覓，他們把電臺的地點選在了哈爾濱市郊一個叫顧鄉屯的地方。
為了作掩護，延伯真租下兩間房子，開了家切面店，平日裡由賀伯珍打理。賀伯珍孤身一人，他哥哥去世後，為了照顧嫂子賀徐氏和侄子，同時也為便於開展工作，就把他們孃兒倆接了過來一起生活。
在切面店裡，賀伯珍白天經營店鋪，晚上透過電臺，把延伯真和劉雨輝蒐集的情報，發給蘇聯遠東情報局。
1941年3月的一天早上，賀伯珍像平日一樣開啟店門，就看見一幫日本憲兵和偽警察從遠處圍了過來，在前邊帶路的，竟是當年和自己一起從事情報工作的劉青選。劉青選看到賀伯珍，就尖叫起來：就是他！別讓他跑了！賀伯珍知道，自己被叛徒出賣了。
賀徐氏趁敵人注意力全放在賀伯珍身上，低聲對兒子賀方彥說：敵人來了，快去告訴你劉叔叔。
賀方彥還不到十歲，可人很機靈。他見幾個日本兵在攆雞，也趕過去裝作幫忙，一會兒工夫就跑遠了。
劉青選討好地對帶隊的警察說：咱們先隱蔽起來，一會兒，肯定還有大魚來投網。
賀徐氏說的劉叔叔，名叫劉明先，是個小商人，在延伯真的切面店不遠處開了一家商號。劉明先和延伯真是同鄉，延伯真每次過來，都先到劉明先的商號小坐，劉明先還不知道，他這裡已經被延伯真當成了一個瞭望點——站在劉明先的商號裡，開啟小窗子，就能看到切面店的情況。
延伯真正向這裡走來。半路上遇到劉明先，他正欲打招呼，劉明先先開口了，他氣吁吁地說道：老鄉，你的切面店被日本人包圍了，你千萬不要過去！延伯真故作驚訝，和他說了幾句話就匆匆走了。
日本人在包圍切面店的同時，另一干人馬也到了太平橋一帶。劉青選在供出賀伯珍時，也供出了劉雨輝。只是劉青選沒見過劉雨輝，因此在確定性別的時候，他想當然地把劉雨輝定為了“男性”。
當年，延伯真他們每到一地居住，為保證安全，夫妻二人都分頭落戶。在哈爾濱，延伯真的戶口放在了市郊的沙漫屯，劉雨輝落到了太平橋，戶主一欄是劉雨輝，性別欄是女。日本人找不到“男劉雨輝”，就把太平橋所有的劉姓男戶主全都抓到了警察局審問。在日本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延伯真和劉雨輝，已經帶著孩子們轉移了。
延伯真、劉雨輝晚年時，孩子們經常和他們開玩笑，說他們“老奸巨猾”，“狡兔三窟”。
賀伯珍連同嫂子賀徐氏，最後都被日本人帶走。為了讓賀伯珍屈服，日本人用上了各種刑具。賀伯珍長得乾瘦，誇張一點說就是皮包骨頭，刑具上身後，那真是皮開骨露。
日本人知道，如果這位蘇聯遠東情報局的情報員松了口，將會有著驚人的收穫。關東司令部下令，用盡千方百計都要讓賀伯珍招供，但賀伯珍始終堅貞不屈。叛徒劉青選恨恨地說：他這個人的嘴，你就是用鋼釺撬也得撬開。
日本人最後動用了刑具中的殺手鐧——關東軍號稱刑具之王的絞肉機。
這種絞肉機是特製的，出口就對著犯人，為了震懾犯人，他們開動機器後，先拿一大塊肉扔進絞肉機裡，一會兒工夫，那大塊的肉就變成了細碎肉丁從出口湧了出來。
日本人先從賀伯珍的腳絞起。絞肉機如同巨獸一般，很快就把賀伯珍的半邊腳吞了進去。賀伯珍一聲慘叫，就暈了過去。
賀伯珍醒過來後，日本人圍上來，瞪大眼睛等著他開口招供，賀伯珍依然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還說不明白遠東情報局是幹什麼的。日本人又繼續絞他，直到把賀伯珍的身體絞盡，方才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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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徐氏雖不是情報人員，可也是賀伯珍的得力助手，平時把門望風，處理一些檔案。日本人見賀徐氏是個小腳女人，說話輕聲細語，並沒把她放在眼裡，賀徐氏也故意裝出一副膽小的樣子。
日本人先給她灌辣椒水，接著又上了幾次刑。一番折騰後，賀徐氏就昏了過去，醒來後就放聲大哭，還是一問三不知。日本人看她也不像共產黨，最後只得放了。
得知賀伯珍犧牲的訊息，延伯真和劉雨輝淚流滿面，孩子們也都放聲大哭。賀伯珍孤身一人，形單影隻，延伯珍、劉雨輝與他相識後，就一直視他為親人。有很長一段時間，賀伯珍吃住都在延家，與延伯真的幾個孩子，感情也都很深。
劉雨輝這時候還不知道，她的弟弟劉奎文也已經於兩年前犧牲了。
1932年2月的一天，劉奎文離開了家鄉。等他風塵僕僕地踏上東寧縣這片土地的時候，已是人間四月天了。而東北的四月，還是寒氣逼人，到處白雪皚皚，儼如內陸地區的深冬。
黃昏時，劉奎文終於找到了姐姐的家門。
一路風餐露宿，劉奎文蓬頭垢面，面黃肌瘦。如果不是喊了一聲姐姐，劉雨輝險些把他當成了上門乞討的乞丐。
劉奎文告訴姐姐，身上的錢不夠用，自己一路上不是步行，就是扒煤車，真是飢寒交迫。
劉雨輝一把抱住劉奎文，心疼得放聲大哭。
晚上，姐弟二人在爐火旁一直聊到了深夜。
延伯真提出要送劉奎文到蘇聯大學學習。劉奎文開始並不同意，他說：我來東北，是為參加革命，怎麼能去學習呢？延伯真說：學習與革命並不矛盾，有了更多的知識，對革命的貢獻會更大。
劉奎文思來想去，覺得有道理，就隨延伯真去了蘇聯。蘇聯政府把劉奎文送到了海參崴東方大學學習。劉奎文勤奮好學，很快就脫穎而出。畢業後，學校要他留校任教，但劉奎文早就歸心似箭，執意不肯。東方大學的校長親自出面做工作，劉奎文才勉勉強強留下了。
1935年7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釋出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新方針，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聯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八一宣言》。
遠在蘇聯海參崴東方大學的劉奎文看到《八一宣言》，熱血沸騰，再也按捺不住，給學校留下一封告別信後，當晚就回了東北。
劉雨輝的女兒延希寧回憶說：我的母親劉雨輝，大約在1935年冬天接到一封叔叔發來的信，這封信是我叔叔從黑龍江省密山一帶發出的。叔叔告訴我母親，天寒地凍，沒有棉衣真受不了，讓我母親儘快做一套。我母親很快就給他做好了一身棉衣和兩雙棉鞋寄去，囑咐他收到後務必來信告訴一下，可叔叔再也沒有回信。我母親再寫信，還是音訊全無。
這段時間，劉奎文幹什麼去了呢？我們查閱了廣饒縣黨史資料，在黨史資料中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劉奎文1935年8月返回祖國，先後在黑龍江省的密山、勃利一帶進行抗日鬥爭。不久被偽滿第六軍團逮捕，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到梨樹鎮煤礦做工，這期間他的生活非常艱苦，連禦寒的棉衣都得靠姐姐劉雨輝。1936年2月，劉奎文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絡，5月，奉命到饒河縣擔任縣委書記。是年，他率領一支抗日聯軍與日本侵略軍作戰時壯烈犧牲。時年只有二十五歲。
我們在東北採訪期間，經多方瞭解和查閱各地黨史資料，起碼搞清了一個問題：劉雨輝寄出棉衣、棉鞋的時候，劉奎文已經被捕了。他是穿著單薄的衣服在監獄裡度過那個寒冬的。劉奎文被放出來的時候，身體已多處凍傷，雙腳潰爛得不敢落地，是被獄警抬著扔出來的。他無法行走，艱難地爬到了附近一個老鄉家裡。
等劉奎文在這個老鄉裡家養好了傷，與黨組織也徹底失去了聯絡。為了生存和尋找黨組織，劉奎文到了梨樹鎮煤礦下井挖煤。他身體還很虛弱，走路搖搖晃晃的。礦主見劉奎文這個樣子，就不想留他，工頭說：這年月工人越來越難找，多一個喘氣的，總比找不到人好呀！一句話提醒了礦主：好，給他加點飼料，養好身體，好給咱們拉犁！
1946年3月的一天，一位叫劉明華的中年人，幾經周折找到了劉雨輝。他從行囊中拿出一件棉衣和兩雙棉鞋，聲音低沉地對劉雨輝說：這是劉奎文同志的遺物。
劉雨輝登時就怔住了。她一下子把棉衣抱在懷裡，喊了聲“弟弟”，泣不成聲。
這棉衣和棉鞋是劉雨輝在煤油燈下一針一線縫起來的。劉雨輝撫摸著棉衣，就像撫摸著弟弟一樣。令劉雨輝心痛的是，弟弟竟沒能來得及穿上。那個冬天，他經受了怎樣的寒冷啊！
當年劉雨輝寄出的包裹，在劉奎文被捕幾天後才到，劉明華替他收下。不久，劉明華也轉移了。這之後，劉明華帶著棉衣棉鞋多次尋找過劉奎文，可都沒能找到。
在以後的許多年中，劉雨輝一直都沒能從當年那種心痛中走出來。
特別是最初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晚上都從夢中哭醒。在夢中，弟弟穿著單薄的衣服，站在雪地裡喊叫著：姐姐，我冷！姐姐，我好冷呀！
1945年8月6日，美國空軍向日本廣島長崎投下了*。兩天以後，蘇聯對日正式宣戰。日本人島田俊彥在其著作《日本關東軍的覆滅》中寫道：1945年8月9日凌晨1時許，關東軍總司令部接到駐牡丹江第一方面軍的電話報告：東寧、綏芬河正面之敵已開始進攻！
當年的日本關東軍混成旅第一三二旅七八三大隊作戰日誌中有這樣的記載：1945年8月9日開戰第一天，蘇軍對第一邊境守備隊的各個陣地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在蘇聯的有關解密檔案中有這樣一段話：1945年8月9日零時剛過，蘇軍第三十九軍即冒著大雨，避開位於正面的日本關東軍的駐壘地域，從法捷耶夫卡地區越境向東寧挺進，揭開了遠東戰役的序幕。
就在歷史記載的那個時刻，東寧要塞在蘇聯紅軍大炮、坦克、轟炸機的準確打擊下，防禦工事很快就損失了過半。雙方激戰到第七天，大部分日軍向吉林潰退了，少量日軍還在負隅頑抗。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無奈中頒佈了投降詔書。
當時，東寧要塞通訊設施已被蘇軍悉數炸燬，裡面的日軍還不知道天皇的詔書。蘇聯紅軍用飛機把牡丹江的日軍參謀河野貞夫中佐拉過來勸降，這位中佐向負隅頑抗的日軍傳達了天皇投降書後，數百名日軍才挑著白旗走出了要塞。
東寧要塞之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一戰。
隨著東寧要塞的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戰落下了帷幕。
看到這一幕，我們怎能不向這勝利背後的情報人員致敬？歷史應該牢記這些名字：延伯真、劉雨輝、賀伯珍、賀徐氏……
1946年夏天，延伯真和劉雨輝雙雙參加了東北野戰軍。延伯真在第六縱隊先後擔任過廠長、股長、科長，而劉雨輝則在六縱擔任過會計、保管員、保密員。
參軍第一天，延伯真和劉雨輝就請求組織恢復他們的黨員身份。後來，延伯真的上級領導張俠，曾讓延伯真到東北局組織部說明情況，他還專門讓延伯真給東北局組織部部長林楓的秘書李之璉帶去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如下：
李之璉同志：
我在六縱後勤軍事科任政治協理員，下面有三個廠，延伯真同志是其中一個廠的廠長。該同志1923年入黨，是一位老黨員，因當時組織比較混亂，他到武漢找鄧恩銘時，被當時領導同志視為自由行動，並給予了處分。延伯真同志覺得處理不當而負氣離開濟南，他到東北後，每到一處，就主動發展黨員，成立黨支部。他因入黨時間長，具體證明人也一時找不到，直到現在還沒有黨的關係，他明天想去組織部找你談談，請予以接待，並希望給出解決辦法。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這對革命伉儷參軍的第三個年頭，黨組織終於批准他們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接到組織通知後，這對與黨組織失去聯絡二十年的夫妻，激動得相擁而泣。
東北解放後，延伯真和劉雨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尋找賀伯珍的嫂子賀徐氏。賀伯珍當年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在延伯真的奔走呼籲下，組織上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革命烈士。
而賀徐氏和她的兒子，也有了相應的待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