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伯真是大王鎮延集村人的驕傲。他的妻子劉雨輝是劉集人的驕傲，同樣也是延集人的驕傲。
延集村在建設山東省第一個黨支部紀念館的時候，延伯真、劉雨輝的生平是這座紀念館的主要內容。為了蒐集他們的事蹟，延立福和其他同志在外地奔波了數月。為做到心中有數，延立福還專門畫了個路線圖，路線圖共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有青島、濟南、煙臺，第二個階段是黑龍江省的東寧、北安、哈爾濱、瀋陽。
延立福告訴我們：我為什麼分出了兩個時間段？這兩個階段，一個是延伯真在山東的革命經歷，第二個是在東北的革命經歷。煙臺，其實是他革命生涯的轉折點。
2011年酷夏的一天，延立福和延伯真的侄子延東寧來到了瀋陽。兩位老人都已年逾六十，延東寧是軍人出身，身體比延立福要好些；延立福患有心臟病，心臟搭過橋，走不多遠，就氣喘吁吁。他們出了車站，找了輛計程車，就直奔延伯真的家。
延伯真的小兒子延國寧看到家鄉來人，很是高興，忙著端茶遞水。
抗日戰爭時期，延伯真的大兒子延志寧、二兒子延仲寧，當時才十幾歲，可都成了出色的小情報員。後來二人從蘇聯的大學畢業，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隨著部隊一直打到了德國的首都柏林。為此兄弟雙雙獲過蘇聯衛國戰爭的獎章。中蘇關系破裂後，他們家庭的成員幾乎都受到牽連。延國寧當年從蘇聯一所著名大學畢業後，回國從事*研究，因受牽連離開研究部門，到了一所大學任教，退休前是大學教授。
受到牽連的還有延伯真的女婿呂飛前、女兒延希寧。呂飛前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是一位進步學生，同無數嚮往延安的大學生一樣，於1948年1月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解放後，他被派往印度加爾各答擔任中國總領事館副領事、領事，後來受到牽連，不得不離開了外交部。
在延集村紀念館，我們看到了一幅珍貴的照片。畫面中，一位高雅、美麗的年輕女性正和周恩來總理熱烈地交談著，她就是延希寧。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率團訪問蘇聯，延希寧是訪問團的工作人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總理參加完亞非拉會議途經印度時，接見了總領事呂飛前和他的夫人延希寧。
這張照片就記錄了當年的場面。
延立福他們這次不虛此行。
大家一番寒暄後，延立福說明了來意。延國寧哈哈一笑：我爸爸老是說，過去的事沒有什麼可值得炫耀的。說著，他從一個雜物間拖出了一個皮箱子：裡面都是陳年舊物，你們看吧，看中了什麼就帶走，放在這裡，反正我也沒有什麼用處。
箱子上滿是灰塵。延立福用抹布擦了幾下，輕輕開啟了它。箱子裡都是些書籍、資料，因為時間久遠，紙張都已泛黃了，也少了韌性，拿到手裡脆如薄餅。
令延立福驚奇的是，箱子底層還壓著一個類似長錘子的工具。延立福拿起來反覆端詳：這長錘子精緻而靈巧，手柄是不鏽鋼做的，有八十多公分長。延國寧見延立福有些好奇，笑著拿過錘子，用手擰了幾下，錘頭就擰了下來，原來裡面有螺絲。延立福看看錘頭，裡面似乎有些機關。延國寧說：這是老爺子當特工時用的特製工具，能防身，還能勾在通訊線路上監聽。這手柄裡也有機關呢，孩子們以前拿著玩，都弄壞了。
開啟了一個箱子，也開啟了一段塵封的歷史。
特別是那把特製的錘子，給延伯真和劉雨輝的人生打上了神秘的烙印。
延集村有延氏三兄弟，是國民黨裡一個中將、兩個少將，被蔣介石稱為“延氏三傑”。可最為延集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延伯真。很多人都認為，延伯真要是沒有犟脾氣，後來肯定能成為共產黨的大官。
延伯真早期是山東省委重要領導成員，那時書記是尹寬。在中*史上，尹寬也是一個非同凡響的人物。他早年曾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是有理想的進步學生，1919年12月25日，尹寬同蔡和森、蔡暢、向警予、陳延年、陳喬年等人一道，乘坐“央脫萊蓬”號郵輪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尋找救國救民之路。
1922年6月，尹寬參與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擔任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後來，他因為追隨陳獨秀反對中共路線，被開除出黨。這以後，尹寬多次著述反對共產黨，1950年10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1965年9月釋放後，到桐城縣石南公社雙墩大隊李坂生產隊接受再教育。1967年7月11日，走完了他悲情的一生。
據尹寬後來回憶，1925年2月，中央派他到山東擔任省委書記（時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時，曾告訴他，到山東後聯絡的第一個人是鄧恩銘，再就是延伯真。
鄧恩銘與中央的通訊中，也多次提到過延伯真。其中有封信這樣寫道：伯真兄除固執點外，其他均好。鄧恩銘寫這封信的時候，任青島支部書記，延伯真則是支部宣傳委員。
可以看出，當時中央也是很看重延伯真的。
在延伯真的回憶錄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1925年至1927年，黨調我到濟南工作。這時，黨在濟南是個地方組織，領導全山東的活動，地方書記是尹寬同志，這時王盡美同志已經病逝。我擔任組織工作。
延集人說延伯真脾氣犟，這在鄧恩銘給中央書信中也得到了印證。只是這“犟脾氣”，被鄧恩銘稱作了“固執”。
這很可能是導致他命運軌跡成為拋物線的主因。
他在廣饒大王延集村成立了山東省的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即便放在全國，也是排在前幾位的。他負氣到了煙臺後，在煙臺又成立了黨支部，從而開啟了煙臺的革命局面。據說，延伯真在大革命時期，直接建立五個黨支部。他早期發展的一些黨員，在當地也都很快建立了黨支部。在延伯真當年曾經活動過的省市中，各地黨史資料裡都有他的名字及記述。
自從延伯真1927年去了煙臺，他的命運就出現了拐點，這也是延伯真一生中的痛。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這要從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吳芳說起。
吳芳是湖南華容人，1899年出生。1921年春天，他與*、任弼時等人一道離開中國，遠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他們出國後沒幾個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年年底，吳芳和*加入共產黨。四年後的1925年春天，吳芳回到了祖國。1926年9月，中央派他到山東省擔任省委書記。1930年9月，他被敵人槍殺。
延伯真比吳芳大兩歲。據說，他有些看不慣吳芳的做派。由於吳芳在蘇聯生活過幾年，生活上可能比較挑剔，穿戴上也比較講究，平日裡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更令延伯真不能容忍的是，吳芳竟經常組織一些同志打麻將。
而吳芳，可能也看不上延伯真的脾氣秉性，覺得他沒見過大世面。
這樣，兩人之間就有了芥蒂。
後來，延伯真曾談起過這段往事：
我因為好久沒有黨的信和北伐軍的訊息，感到許多問題沒有辦法，有請求辦法的必要，便去濟南找到地方書記吳芳，這才知道蔣介石叛變了革命。我把自己的工作報告了一遍，他也沒有具體辦法。我提出，要到漢口去看看情形，他也未堅決表示可否，但是把地址告訴了我。我就這樣糊糊塗塗地往武漢去了。
我在漢口找到鄧恩銘，他也是山東地委負責人之一。那時黨還和唐生智、汪精衛等合作，在武漢我才知道，黨在領導路線問題上有鬥爭。我參加了幾次會議，也得不到什麼要領。不久，唐、汪也叛變了，我又返回濟南。
回到濟南，才知道發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在我去漢口期間，吳芳召集了一個會議，給了我個留黨察看的處分，理由是我犯了自由行動的錯誤。當時我對這個處分不服，同吳芳爭執起來。我的理由是，我去漢口，雖未經過組織上的正式批准，但吳芳告訴了我地點，等於是預設許可，他應負些責任。同時，開會討論這些問題，又未讓我參加、申辯，所以我不接受這種處分。最後吳芳問我究竟接受不接受，我說，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之下，我暫時接受；但我同時提出要求，請吳芳重新召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吳芳當時答應了，以後卻又藉故拖延不實行。他把我調到淄川煤礦工作，不允許回到舊地方去。
在淄川，領導工作的是劉俊才同志（即劉子久同志）。我希望他轉告吳芳，重新開會討論我的問題，但始終也沒有答覆。這讓我變得很不安心。我等得不耐煩，又到濟南去見吳芳，但吳芳不見我。最後我給吳芳留下了一封信，口氣也很強硬：“假設你對我的問題再不設法處理，我就退黨”。這大概讓他們以為我要叛變了吧！在這種情況下，我怕誤會越鬧越深，將來後果不堪設想，就決意離開濟南。但我對革命工作決不死心。我知道山東幾個大城市都有了組織，只剩下煙臺還沒有，就決心到煙臺去把組織搞起來，做出個樣兒給他們瞧。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我就這樣與黨組織失掉關係二十年。回頭想想，這都是自己英雄主義和少年負氣造成的。
1927年初秋，正當延伯真心情鬱悶的時候，他一直鍾情的女性也陷入了苦悶之中。她就是延伯真的同鄉——劉集村的劉雨輝。這個曾經把《共產黨宣言》帶回鄉村，並使它在農民中得到傳播的女共產黨員，被濟南女子職業學校開除了。
一天，劉雨輝剛走進辦公室，就被校長楊光香叫去了。在校長室，楊校長遞給劉雨輝一張紙，她展開一看，是辭退信。
劉雨輝當時就怔住了，白皙的臉上滿是疑惑：校長，我一直都循規蹈矩，為什麼要辭退我？
楊校長面無表情地說：我不能容忍一個共產黨員留在我們的女子職業學校裡，否則會給全校師生帶來災難。你儘快離開這裡吧，我會給你保密的。
劉雨輝明白了。她知道，此時說什麼都是蒼白無力的。
劉雨輝給楊校長鞠了個躬，轉身快步走出了校長室。
在秋葉飄零的季節，走投無路的劉雨輝回到了家鄉。走在滿是落葉的鄉間小路上，劉雨輝悵然若失。秋風吹亂了她齊耳的短髮，也吹起了她心頭的萬般愁緒。
若干年後，劉雨輝經常向女兒說起自己當時的心情。她說：我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淚水也流個不停。家鄉越來越近了，可腳步也越來越沉重。
劉梅春聽說女兒被學校開除，立刻就跳著腳叫了起來：這個家算是讓你毀了！你是共產黨，你兩個弟弟也是共產黨，我們家一窩子共產黨……今天你被開除，明天會有更大的禍害等著我們劉家。想我劉家祖輩都是安分守己，可到了我這裡，竟出了你們這些不肖之子！就是你當初帶回本什麼《共產黨宣言》，把我們家搞亂了，把劉集村搞亂了！從今以後，我沒有你這個女兒，你也沒有這個家！
劉梅春說完，放聲大哭。
劉雨輝的母親剛要勸說，就被劉梅春堵了回去。
劉考文和劉奎文紛紛指責父親。劉梅春暴跳如雷：好，好！你們大了，都不聽老子的話了……我劉家算是走到頭了！
父親一番絕情的話，讓劉雨輝淚如雨下。她哭著說：不用你趕我，我明天就走！
這一夜，劉雨輝輾轉難眠。在這個蟲聲唧唧的秋夜，劉雨輝做出了決定：嫁給延伯真。
想起延伯真看向自己的熾熱眼神，劉雨輝冰冷的心裡升起了一絲溫暖。
第二天早晨，劉雨輝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母親，劉母的眼淚一下就湧了出來：孩子，你這是毀自己呀！延家那麼窮，又拖著兩個小孩，你去了就當後媽，這不是眼睜睜地往火坑裡跳嗎！
劉雨輝平靜地搖了搖頭：可我已經決定了。
劉母知道女兒的性格，也知道女兒眼下的處境，她長嘆一聲說：事到如今，也只能這樣了。你也不小了，成了老閨女就嫁不出去了。但這事千萬別和你爸說，他這炮仗脾氣，一點就著。
生活往往具有戲劇性。過去，很多同志曾經給劉雨輝和延伯真牽線搭橋，可她遠遠地躲開了；可當人生出現變故的時候，生活又陡然把她推到了另一面。
劉雨輝晚年跟子女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總是禁不住笑。她說：最初我是不看好你們爸爸的，後來學校把我開除了，反倒成就了我們的姻緣。
延伯真的記錄也證明了劉雨輝的這一說法：
劉雨輝入黨後，我們就經常在一起組織一些活動，有些同志給我們撮合，起初劉雨輝不允，後來濟南女子職業學校的校長楊光香查出劉雨輝是共產黨，立即把她辭掉了。她沒了職業，父親又是一個極頑固的鄉村知識分子，家中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劉雨輝就決定離家出走。在這種情況下，她和我結了婚。
那天早上，劉雨輝和母親說完那番話後，就提了些點心來到延集村延伯真家。家中突然來了個洋氣的城裡女人，延父有些慌亂，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劉雨輝倒是落落大方，說自己是劉集的，名叫劉雨輝。延父一聽就笑了：知道了，知道了，伯真多次跟我說起過你。
劉雨輝也不知延伯真跟他父親說過些什麼，雙頰一下飛上了兩朵紅雲。兩人相對無言地尷尬了一會兒，劉雨輝竟噗嗤笑了：眼前這個老人，很快就是自己的公公了。
延伯真的弟弟和兩個兒子也在旁邊，好奇而侷促地看著眼前的漂亮女人。
劉雨輝問清延伯真的住址，就啟程去了濟南。
劉雨輝在黃昏時分站在延伯真門前的時候，延伯真又驚又喜，心中的陰霾也一下子煙消雲散。他急忙把劉雨輝讓進房間。劉雨輝微笑著說：我都找了你半個多月了……說著，眼裡泛出了淚花。
劉雨輝說完了自己的遭遇，兩人一時都沉默了。過了一會兒，劉雨輝低聲說：我們就……生活在一起吧，不知你有什麼意見？
延伯真興奮得一下子抓住劉雨輝的手：真的？我……我同意！
兩人相視一眼，緊緊擁抱在一起。
過了一會兒，延伯真突然想到了什麼，說：你先等著，我出去一下。
不長時間，延伯真帶著很多吃的東西回來了，還有一瓶酒。讓劉雨輝高興的是，延伯真還特地買了兩根紅蠟燭。
這一夜，應該算是延伯真和劉雨輝的新婚之夜。
如延伯真所述，他給吳芳揮筆匆匆寫就辭別信後，就於1927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啟程去了煙臺。
延伯真揹著簡單的行李，走在被秋雨淋溼了的街道上，心裡五味雜陳。但性格使然，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下去。
延伯真知道，自己在煙臺舉目無親，又囊中空空，肯定寸步難行，就連最基本的溫飽都難以解決。所以，他先求到了鄉黨鄧天一的門下。鄧天一很看重延伯真，見他來求，就很痛快地提筆給煙臺牌照局的局長寫了一封推薦信。憑著這封信，延伯真成了牌照局的一名調查員。
在煙臺落腳之後，延伯真就開始著手建立黨組織。在延伯真到煙臺之前，其實已經有幾個從外地來此落腳的共產黨員，也有了黨小組，代表性的人物是徐約之。這以後，延伯真又發展了兩名黨員。不久，他與徐約之等人一道，成立了煙臺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徐約之任支部書記。
延伯真還專門把煙臺成立黨支部的事，以書信的形式，向省委做了彙報。
延伯真性格中確實有一些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但從他的整個革命歷程來看，他身上更多的是對革命的執著和熱情。
當年在青島乃至煙臺從事革命活動的時候，延伯真經常看到，有大批大批的難民為了討生活，不惜背井離鄉，骨肉分離，踏上了漫長的闖關東之路。每每這時候，他的腦海裡就閃出了這樣的念頭：到東北去，把他們都組織起來多好！
延伯真後來回憶說：我在青島和煙臺的時候，常見到許多難民源源不斷地往東北去，就產生了一種幻想——假設我到東北去，找到這些難民，把他們組織起來，是何種有為的事。想到這些，我就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在這種動機支配下，我馬上設法去東北。煙臺中學有個教員叫盛美東，他說東北有他許多親友，我倆決定在大連會合。我先到大連，在中華客棧住了二十多天，路費花光，挨了幾天餓。盛美東到大連後，借上路費，我們就一塊到了哈爾濱。
其間的艱難，遠非他回憶中這樣輕描淡寫。
1927年的延伯真，已到而立之年，他的長子十二歲，幼子僅八歲，弟弟十三歲，而父親已經五十九歲。延伯真在外奔波多年，延父帶著三個孩子，真是含辛茹苦，其艱難不言而喻。
在延伯真去煙臺的時候，劉雨輝到了延集。這一次，她是作為延家媳婦出現的。幾天後，劉雨輝帶著延伯真的幼子延仲寧去了青島——朋友給她找了一份在青島畢家村當教員的工作。
1928年春節過後，延伯真回到延集村。
跟父親拉了一會兒家常，延伯真就把自己要去東北的打算說了。延父張著嘴看著兒子，一時竟沒能說出話來。過了很久，老人才道：我已經是黃土埋半截的人了……可你得為這幾個孩子想一想呀！那東北老遠老遠的，你拍拍屁股走了，將來我兩眼一閉，這幾個孩子，光你媳婦一個人能顧得過來？
延父說完這話，蹲在地上抹開了眼淚。
延伯真無言以對。兵荒馬亂之年，他覺得說什麼都無法安慰年邁的父親。
沉默了一會兒，延伯真說：我在東北有了落腳點後，就讓雨輝和仲寧先到東北去。其他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928年3月，延伯真還是決定啟程。他剛出家門，老父親就把他叫住了。老人走上前，向延伯真衣袋裡塞了件東西，扭過頭去揮揮手，示意兒子走。
延伯真伸手從口袋裡摸出來，低頭開啟一看，見是幾塊銀元，就急忙對父親說：我用不著，留給家裡用吧。
延父還是扭著頭，嘴裡說道：窮家富路啊，那麼遠的路程，你用得著。
延父說完再揮揮手，低聲說：天不早了，你……走吧。
說完，他轉過身蹣跚著走了。
淚水一下子盈滿了延伯真的眼眶。
延伯真看著父親走遠的背影，突然想到，幾年前自己也是這樣離開延集，離開親人的，只是這一次要遠行了。
延伯真走出村口，不禁又回過頭，忽然看到父親的身影在小巷口閃了一下，又消失了。知道是父親在偷偷地送別，他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1931年夏天，蘇聯遠東情報局情報員韓心平，把延伯真介紹給了遠東情報局。那時，延伯真的公開身份是東寧縣某小學的教員。東寧縣東與前蘇聯接壤，不遠就是中蘇界河，延伯真家就在界河附近。延伯真每次到蘇聯去，為了躲避敵人的盤查，都要繞很遠的路。
延伯真與遠東情報局接上頭之後，接受了這樣一個任務：在東寧縣成立情報站。
從1931年到1946年，這十五年間，延伯真和妻子劉雨輝以及兒子，都在秘密為遠東情報局工作，給遠東情報局蒐集提供了大量的情報。
延伯真和劉雨輝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因為他們和黨組織已經失去聯絡多年。這段經歷，延伯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只是一筆帶過。後來，隨著遠東情報局的部分檔案解密，人們才瞭解到延伯真和劉雨輝的非凡歷程。
延伯真有著超常的記憶力，劉雨輝則細心周密，夫妻二人配合默契。延伯真平日裡非常忙，有的情報由他寫出粗稿後，劉雨輝再抄寫譽清；或延伯真口述，劉雨輝執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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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萬無一失，劉雨輝把情報縫在延伯真或延仲寧的衣服裡。劉雨輝後來回憶：情報縫在棉衣、棉褲裡比較容易，夏天就比較麻煩，因為衣服都很薄，我就縫到他們的褲袋和鞋子裡。
延伯真的二兒子當時年僅十三，遞送情報的任務大都落在他肩上。一路上，他不僅要應付日偽軍各種盤查，還要穿越高過頭頂的雜草地。茫茫荒野，常有野獸出沒。有一次，延仲寧被一匹狼攔住了去路。那狼高大威猛，面對手持木棍的延仲寧，竟沒有一絲怯意。雙方對峙了不久，這匹餓狼就撲了過來，延仲寧手中的棍子還沒舉起來，就被它撲倒在地上。他只覺得胸口一陣疼痛，很快就暈了過去。幸虧有個獵人經過，把他從狼口裡救了下來。
1934年秋天，延仲寧到蘇聯學習去了，一個叫賀伯珍的人接替了他的工作。賀伯珍是山東牟平人，也是一位情報人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