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在民國時期號稱“東方小巴黎”。美麗的松花江，流過美麗的冰城，無數動人的故事在此發生。
在松花江北岸，有一座小城，名叫呼蘭。呼蘭縣城隸屬於哈爾濱市，本來名不見經傳，但一位民國女作家的代表作，卻讓這座小城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時光荏苒，斗轉星移，不知不覺，已經來到了20世紀的80年代末期。在改革的春風吹拂下，小城一片欣欣向榮，蕭紅的塑像更是為它增添了一抹靚麗的人文色彩。
蕭紅的《呼蘭河傳》，讓呼蘭縣進入了全國人的視野
時間來到1987年6月的一天，春夏之交的早晨，由於緯度原因，松花江北岸乍暖還寒。在呼蘭縣城的東南一角，縣公安局大樓帶著幾分威嚴和肅穆矗立在晨風中。
大樓內，頭戴國徽，項佩領章，身負特殊職責的警察，差不多永遠是在緊張的氛圍中開始他們新的一天的。那些既屬於預想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幾乎隨時都在等待著他們，進而把他們投入到更為緊張甚至是危險的氛圍中去。
這是個看似很平常的早晨，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異常。然而，一切平靜終究會被打破！
值班室裡剛剛換完交接班記錄，一陣不同尋常的電話鈴聲便急驟地響了起來。
憑著職業的敏感和某種直覺，年輕的值班員感到眼前的電話鈴發出的是一種迫切而嚴重的不祥之音。他迅速地抓起耳機，屏息聆聽。果然，話筒裡傳來一個緊張異常的聲音：
“喂喂，縣局值班室嗎？我是許堡鄉派出所，今天早晨發現我所民警張福貴在家中被殺害，他家裡的四口人也同時被害……”
這是一個令他這種職業的人也不能不為之震驚的突如其來的惡訊，因為警察一家被滅門的案件實在是少之又少。他迅速地看了一下桌上的日曆和腕上的手錶，記下了時間：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早八點二十九分。
這訊息如同一顆炸彈爆響，整幢公安大樓都被它震動了。
用不著更多的語言，局長張崇新（多方打探，但始終沒有搞清楚當時的呼蘭縣公安局長的真實姓名，因此用張崇新這一名字代替，請大家見諒）和副局長董超率先步下樓梯。
被刑警隊長點到名的人也一個個全副武裝下了樓。兩分鍾後，一輛警車和摩托車呼嘯著衝出公安局的大門，衝上熙來攘往的街道，衝開莫名其妙的人群，似離弦之箭，射向城郊公路，風馳電掣般朝許堡鄉直奔而去。
一路上，坐在警車裡的張崇新一言不發，沉默如鐵。他兩眼盯著前方的公路，甚至連抽菸的習慣都忘了。坐在他身旁的董超也靜默著，思索地點燃一支香菸，吸了一口，才想起什麼，又輕輕地抽出一支遞給張崇新。張崇新接過眼，默默抽了起來，車內的氣氛非常的壓抑。確實，自己的同事一家被人殘忍殺害，換做誰都會如此。
警車沿著公路快速行駛著。灰色的公路似一條向前逃竄的蟒蛇在原野上延伸。公路兩旁淡綠的田野，土褐的農家，稀疏的林帶，都悄悄的退避到後面，在暖陽下顯示出一種和平環境中的恬靜與安寧。
蜿蜒的呼蘭河，即是《呼蘭河傳》中的那條河，它是松花江的支流之一，從呼蘭縣公安局到許堡鄉，需要跨過這條河
然而就是在這種表面的寧靜中，隱伏著諸多常常是琢磨不透的、令他這種職業的人也大傷腦筋的犯罪活動。
車身猛地顛簸了一下，打斷了張崇新的沉思。原來汽車已經下了油漆公路，拐上了土路，許堡鄉到了。
數十名群眾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圍觀著什麼。毫無疑問，現場就在那裡了。
張崇新與董超交換了一下眼色，兩人幾乎同時皺起了濃眉，都顯露出不滿的神情。兩人都是具有豐富的公安工作經驗的老將。望著前面一齊轉過頭來的黑壓壓的人群，他們心裡都很明白：外觀現場肯定遭到了破壞。
一下子開來這麼多輛警車，這在許堡鄉還是前所未有的。那些驚詫的、好奇的，甚至是興奮而又恐懼的面孔，足以說明這裡發生的事態之嚴重和極具刺激性。
人群自動閃出一條路來。張崇新等人下了警車，與上前相迎的許堡鄉領導人和派出所長等握了握手，便被引到受害人張富貴家門前。
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緊靠道邊的三間磚瓦房。道對面不遠便是許堡鄉派出所，往前不足百米則是鄉政府所在地。三間磚房獨門獨院，院門前面是一條土道，左右和北面都是緊挨著的居民房宅。
初看上去，三間磚房的外觀並無大異。除了房西面的一扇窗戶玻璃破碎了以外，其餘的門窗均完好無損。於是，似乎顯而易見，兇手就是從那扇破碎的窗戶潛入室內的。
室內的現場被保護著，維持在案發後的原始狀態。那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景象。
血染四壁，甚至天棚也濺上了一片紫黑的血點。亂蓬一團的被褥浸泡在血泊中，滿炕屍體橫陳、血肉模糊。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撲面而來，幾乎令人作嘔。
民警張福貴死在地下。炕上三具屍體，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 看上去張福貴在死前與兇手是有過一番激烈搏鬥的。他身上只穿著背心褲衩，估計原本是睡在炕梢的，此刻卻頭窩在炕牆下，身遭十七刀，倒地而死。胸部、腹部及胳膊幾乎都被扎爛了。
張富貴的妻子孟繁傑穿著線衣線褲倒在炕頭，與張富貴一樣，頭胸和腹部多處留下刀痕。張富貴十歲的大女兒脖頸幾乎被切斷，五歲的小兒子則被利刃從後背穿透了前胸。
面對此情此景，張崇新與董超的眼圈禁不住溼潤了。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年輕的刑警隊員也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淚。
悲痛之中，令人倍感奇怪和慶幸的是，張福貴七歲的小女兒張玉珠雖然腰部被扎三刀刺破了腹腔，卻並未致命，竟能自己跑出家門。後來被急送到醫院，經過搶救，終於脫險，存活了下來。
由於呼蘭縣隸屬哈爾濱市，因此很容易得到省廳的援助！九點半左右，接到緊急報告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長劉也帶領刑偵處與技術處的十餘人火速趕到了現場。同來的還有一位著名的省公安廳高階痕檢工程師崔道植。
公安部八虎之痕跡專家崔道植，當時他五十四歲，已經是黑龍江省痕跡檢驗方面的權威，案件一發生，他就馬上出現在現場了
經過迅速暫短的分工佈置，省、市專家和公安幹警們分頭行動。現場勘察，照相記錄，屍體解剖，調查走訪。各項工作同步進行。很快瞭解掌握了案情的大體過程：
清晨七時許，住在附近的張福貴的內弟媳有事來到張福貴家。一拉門沒拉開，裡面栓著。再一看窗簾還掩著。她以為還在睡早覺，就返身回去了。大約在八點鐘左右，張福貴七歲的小女兒張玉珠（化名）突然滿身是血地出現在姥姥家門前。這兒距她自家只有五十多米。
“玉珠，你，你這是咋的啦？”
姥姥家的人都被嚇了一跳。
“我爸和我媽打架了！”張玉珠糊里糊塗地說。
這大概是張玉珠在夜間被驚醒時留下的印象。當時滿屋漆黑，她只知道有人在撕打，卻看不清誰是誰。除了爸和媽會打架，還能是誰呢？她不會想到竟發生了如此天大的不幸。而被刺傷後，她便昏了過去，早上甦醒過來，更被眼前的情景嚇得莫名其妙，叫誰也不應，最後自己掙扎下地，把門栓開啟從裡面跑出來的。
姥姥一把把玉珠抱在懷裡，玉珠的舅舅孟繁盛（化名）見狀，立即奔往姐夫家。開門一看，不由大吃一驚。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張口結舌，好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過了一會兒，他稍稍冷靜下來，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畢竟是警察的近親，懂得千萬不能破壞現場，因此他從廚房進去，啟開間壁隔上的窗玻璃，跨到炕上一摸，姐姐、姐夫和兩個孩子都已經肢體冰涼，早已經死去了。他立刻轉身出屋，跑到派出所報了案。
晚上六時許，在許堡鄉政府會議室，省城公安局副局長劉也親自主持，聽取了案情彙報，隨即召開了案情分析會。
經過各方面一整天緊張的勘察、記錄、鑑定，及走訪調查，公安機關已經掌握了與案件相關的基本情況，由縣公安局長張崇新作總體彙報。
張崇新的臉一直鐵青著，他先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講，後來禁不住站了起來，再後來他不由自主地離開了坐位，在屋中走來走去地講上了。
首先，在崔道植的指揮下，刑警進行了細緻的現場勘查，發現張福貴的一身警服被拋在炕頭，褲子上的腰帶全被用利刃挑開，一支“五四”式手槍連同槍套和腰帶子彈都被拿走。屋內箱櫃被翻得亂七八糟，不知又拿走了些什麼。但照相機、手錶和上衣內的幾十元現金卻沒有動。
西屋地上有摔碎的玻璃渣兒。那是西窗底扇玻璃被啟開時摔碎的。 現場只發現了一枚足跡，經鑑定被認為是42號農田鞋留下的。位置也是在屋內的西窗下面。
透過對張福貴屍體解剖提取胃內食物，發現有蔥片若干，根據其被消化的程度，判斷出死亡時間是在夜裡十二點以前。
其次，就是張福貴一家人當晚的活動軌跡。可以確認，張福貴的妻子孟繁傑和三個孩子天黑後就在家裡。但張福貴並不是這樣的，因為透過對相關人員的調查瞭解，張福貴死前曾在呼蘭縣第一人民醫院陪護生病住院的許堡鄉一名領導，已經有三宿沒回家了。
六月五日晚上七時許，張福貴曾到呼蘭某個搞工程的人家裡喝酒。快要喝完了的時侯，張福貴向主人要了幾根大蔥來蘸醬吃，並說他最愛吃大蔥。飯後張福貴決定回家。主人勸他：這麼晚了你還回去幹啥。並且讓他留下來玩幾把牌。他開玩笑說：好幾宿沒回家了，得回去看看老婆了。
大約晚八點多鍾，由呼蘭縣城區的一名派出所所長在馬路上截了一輛卡車，把張福貴和許堡鄉的一個幹部捎回了許堡鄉。也就是九點左右，張福貴與這位幹部在公路邊下車並分手各回各家的。其實張福貴並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就近先到岳父家坐了一陣，喝了一氣茶水。大約九點半以後才返回自家。那麼可以估計張福貴脫衣上炕睡覺時至少也是夜裡十點鐘了。 而僅僅不到兩個小時以後，他的全家就被殺死了，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兇手對他們家是非常熟悉的，甚至連當晚張福貴突然回家也在兇手的預料之中。
最後，則是張福貴的個人狀況。許堡鄉派出所只有三個人：所長趙同理（化名）、內勤陳琪震（化名）、外勤張福貴。六月四日陳琪震即去外地探親了，案發時他不在家。
據反映，作為外勤民警的張福貴，1950年10月22日出生，被殺時才38歲。他從警時間較短，1985年才成為一名公安幹警，平時為人熱情，頗好與人交往，因此社會關系顯得有些複雜，但並沒有什麼冤家對頭。
（子敬語：社會上流傳的一種說法是，死去的警察張福貴不是什麼好東西，但筆者沒有發現這種說法的根據，反而是張福貴的妻子孟繁傑的老師寫過一篇紀念文章，認為張福貴和孟繁傑兩口子人非常好，他們家經營著一家小飯店，一家五口和和美美，沒想到竟然遭遇了如此橫禍。因此，筆者在以後的寫作中也堅持這樣的寫法，即如果不能確認資訊，就將受害者當作一個普通人，而不是有意將其美化或者醜化）
圖片
被殘忍殺害的張福貴同志
張崇新講完，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這時，大家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市公安局副局長劉也的臉上。
劉也今年五十歲。他是省城公安戰線上一名經驗豐富、頭腦敏銳的領導幹部。自從加入到這條無形的戰線上二十幾年以來，他親自參與並領導破獲的大案要案數以千計。
但此刻，面對眼前的這一新的血案，他仍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壓力。但他可能想不到的是，作為哈爾濱市公安局的副局長，在未來的很多年，這種壓力仍然如影隨形。
劉也眉頭緊蹙，顯示出心中的焦慮。但他的聲調依然沉穩，口齒清楚，顯示出一股自信。他用簡短而又明確的語言歸納總結道：
“這起案件的性質是仇殺，也就是報復殺人。一起案件被害人數之多，身中刀數之多，甚至連只有幾歲的兒童都不放過，說明兇犯心狠手辣，氣焰囂張。
同時，從過往的歷史來看，這起案件不僅是呼蘭縣建國以來極為罕見的嚴重暴力事件，就是放在全省乃至全國也是少見的。特別是殺害物件乃我基層一線公安幹警及其家屬，影響很壞。
而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兇犯將槍支劫去。說明了他有繼續作案的企圖，大家都明白，不像是民間的獵槍，容易攜帶隱蔽，很方便案犯的流竄作案，一旦案犯渡過松花江來到哈爾濱，甚至沿著京哈線進京作案，後果不堪設想。這就給我們的偵破工作帶來了嚴重性和迫切性，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儘早破案。”
“同時，要向外界釋出訊息，就說張福貴同志的二女兒在醫院，因搶救無效已經去世了！”
他見大家臉上呈現出困惑的表情，但緊接著所有人又都明白是為什麼了。劉也頓了頓，輕聲說道：“大家別忘了，加格達奇那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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