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有飛地，在歷史上由於受戰爭和條約等因素影響，造成一片國土同本國的核心區域中間隔著其他國家，這不足為奇。但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國境內就有一些省市有飛地，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上海，它在安徽和江蘇有三塊飛地，用來實現一些特殊的作用。
而黑龍江省的加格達奇，雖然隸屬於黑龍江管轄，不屬於“飛地”，但它的“身世”也很特殊。
其實，聞名關外的大興安嶺，三分之二都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而加格達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歷史上的行政區域劃分卻並不是如此。
其實，在之前，加格達奇是歸內蒙古管轄的。然而，為了更好地開發林業資源，中央政府決定將鄂倫春自治旗東北部的加格達奇劃歸黑龍江省管轄，原屬地權不變。沒想到，之後又爆發了“內人黨事件”，導致內蒙古政局不穩，為了穩定局勢，將呼倫貝爾盟的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鄂倫春自治旗，全建制劃歸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管轄。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由於地形所限制，如果不利用加格達奇的地理位置，將不利於黑龍江林業的發展
結束後，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鄂倫春自治旗都回到了內蒙古，但唯獨加格達奇黑龍江省不肯放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在這十多年時間裡，加格達奇已經被養大了，而且成為了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的政府所在地。
為此，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為了這塊地進行了長期的博弈，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是黑龍江省每年拿出700萬元付給內蒙古，而加格達奇的原屬地權不變仍歸內蒙古，但行政管轄權歸黑龍江省。
然而，1979年，這裡卻發生了一起震驚整個大興安嶺地區的特大殺人案。而製造這起案件的兇手，就是加格達奇鐵路分局武裝部的工作人員馬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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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馬建偉父輩是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圖裡河鎮人，馬建偉從小經常和爺爺上山打獵，練得一手好槍法。
後來，因為開發大興安嶺的原因，他的父親從內蒙古來到了加格達奇鐵路分局工作。而幾年之後，馬建偉當兵復原後，也來到了加格達奇的人防辦工作。原本槍法就極好的馬建偉，從此接觸槍支的機會更多了，對槍械也更加熟悉。
馬建偉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對工作認真負責，但平時話語少，不善於交際。這樣的人，在單位裡是並不吃香的。
其實，單位裡這樣的人肯定不止他一個，但馬建偉卻和領導“槓”上了。這就是他的不理智之處，雖然他本身沒什麼錯，但在屋簷之下，卻經常因為些小事而頂撞領導，這無疑會讓領導大為光火，穿小鞋實在是太正常了。
“知子莫若父”，馬建偉的父親是瞭解兒子的，知道他所面臨的困境。因此他兩次想幫兒子調動工作，讓兒子來加格達奇鐵路局上班，但沒想到的是，人防辦的領導們，尤其是人防辦主任在馬建偉的鑑定中，對他的評價非常低。這帶來了嚴重後果：馬建偉的物件吹了！
原來，馬建偉是有女朋友的，他由於在單位不得志，多次跟女朋友說自己早晚會調走，沒想到連續兩次沒有成功，這樣一來馬建偉的女友就對他失望了，兩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最終分手了！
說實在的，“鑑定不合格”這件事就完全是人防辦主任的問題！人家都要走了，而且都託人來幫忙辦理這件事，你為何一定要從中作梗呢？常言說得好，好聚好散，但有些人就是非得在“好散”這一關上從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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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偉本來就是個性格執拗的人，這件事更讓他徹底喪失了理智，他不恨自己的女友，卻認為是人防辦領導毀了他的幸福！
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
馬建偉開始了自己的復仇計劃！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把要幹掉的人列好名單，決定將仇人全部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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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從人防辦偷了一把手槍和一百多發子彈，然後開始行動。早上七點以前大家還沒有上班的時候，他進入人防辦的辦公院子裡，當時一位同事值夜班剛出屋門準備回家，被他一槍斃命，倒在辦公室門前的走廊裡。這時正好有兩個人防辦的同事從哈爾濱開會回來，其中一個帶了很多資料和書不便回家，所以下火車後就直接把這些書送到單位，誰知剛一進院就被馬建偉擊倒在院子裡。
殺人以後他把單位大門關上，然後把槍和子彈放在一個手提包裡，提著包就去人防辦的一位副主任家。恰巧那天這位副主任修房子，家裡有許多人進進出出，他不好下手。
這位副主任見馬建偉在家附近轉悠，就把他讓進屋裡。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這位副主任並不認為自己和馬建偉有什麼深仇大恨。
馬建偉在沙發上坐下，裝著槍和子彈的包就放在茶几上。
副主任問馬建偉：“這麼早來有事嗎？”
馬建偉說：“聽說你家在修房子，就來看看能不能幫上忙！”
副主任心眼不少，他知道馬建偉可不是個喜歡溜鬚拍馬的人，他來自己這說要幫忙，說不定是另有目的，但馬建偉既然這麼客氣，他就禮貌地說了聲：“不用，謝謝了！”，將馬建偉禮送出門。這位副主任算躲過了一劫。
隨後他來到和自己有矛盾的一個男同事家裡。男同事的妻子已經先去上班了，自己一個人在家休息。他敲開門，進了屋根本不多說，抬手一槍將男同事殺死。
然後他又把院子門關上，不慌不忙溜出來，又到了另一位有矛盾的男同事家裡，這家女主人也已上班，而且門還沒有鎖。男主人正準備帶著兒子去上學，剛要出門就被馬建偉打死在院子裡。他把大人打死後準備走，可十歲的小男孩抱著他的腿不讓他走，而且哭叫得很厲害。馬建偉此時已經殺紅了眼，就把小孩也打死了，並把兩人拖入煤棚子裡，然後把院門關上溜之大吉。
此時，已經到了上班時間，人防辦的工作人員進院子一看，發現院裡躺著一具死屍立刻報案。
公安機關來了以後，又是驗屍又是提取物證，人防辦的人都在一邊看熱鬧，沒人進屋辦公。
就這樣，大家在院子裡圍觀議論直到十點鐘了，才想起進辦公室，沒想到一進走廊裡又發現一個死人，這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單位派人立即到各家檢視，最後才發現一共死了5個人！
這件事立刻轟動全城，整個加格達奇全部戒嚴。經過對人防辦的調查，發現案發後馬建偉不見了蹤影，而槍也少了一把。因此，公安機關決定立即通緝馬建偉。
大興安嶺周圍地廣人稀，想離開這裡不乘坐交通工具幾乎不可能。因為警察和周圍的駐軍立即出動，將各鐵路、公路出口完全控制起來，同時封山，防止馬建偉逃入茫茫的大興安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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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偉一旦逃入浩瀚的大興安嶺，想抓他確實非常困難，然而他沒有這麼做，原因只有一個：他想繼續復仇
然而，令人沒想到的是，馬建偉根本沒有離開加格達奇！這也難怪，他本來就是非常執拗的人，現在復仇計劃名單中的人還沒有殺光，他如何能夠離開？
就在軍警們四處出擊，尋找馬建偉的蹤跡時，他卻悄無聲息的潛入了他最大的“仇人”——人防辦主任家裡。
沒想到一進屋只看到主任女兒在。馬建偉冷冷地問道：“你爸爸在哪裡？”
這個姑娘還算沉得住氣，開口就管馬建偉叫：“馬叔叔！”並說：“我媽生病了，病得很重，我爸到哈爾濱開會就帶我媽一起去看病了！”
小姑娘年紀不大，卻非常聰明，她先管馬建偉叫“叔叔”，立刻就將兩人之間的輩分點出來，馬建偉如果殺她，就是明顯的“以大欺小”！
而之後的一套說辭，既保護了自己父母，又顯得很可憐。馬建偉果然收殮了殺氣，他看屋內確實沒有別人，就要了一些吃的，又順走一雙白球鞋，走時他告訴小姑娘不準報告，姑娘嚇得連忙點頭答應。馬建偉走後她心有餘悸沒有敢馬上報案，過了兩天才報告的公安機關。而此時，馬建偉早已經逃得無影無蹤了。
其實，馬建偉根本沒有離開很遠，他根據地一直是民政局單位的一棟平房的天棚上。這棟平房外邊看是坡屋頂，裡邊則是平頂。也就是說坡屋面下邊與平頂之間是空的，平頂上邊鋪一層很厚的鋸末用來保溫。作為辦公房，進去以後先是走廊，然後再分別進入各房間。走廊的頂棚上通常會留一個方形上人孔，以方便維修。平時上人孔由一塊木板蓋住，馬建偉就從這個上人孔鑽到了頂棚上邊，然後又把木蓋子蓋好，所以沒有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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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偉的藏身之處和圖中建築很相似
之後，他居然在上面寫起了日記，核心內容就是：“我不該把小孩打死，要不是他抱住我的腿不撒手我不會開槍！”其他時間，他就在上面靜靜地待著，等待機會報仇雪恨！
巧合的是，人防辦五人被殺，追悼會就是在附近的一個地方舉行的，加格達奇的領導們很多都參加了。開完追悼會後，因為要對受害者家屬進行撫卹，因此人防辦的領導就和民政局的領導一起來到民政局的平房商量後事處理的問題。
馬建偉自然是在上面聽得一清二次，等會議結束後，大多數人都離開了，屋內僅剩少數領導幹部仍在議論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就在這時馬建偉從頂棚上下來了。
此時，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殺了人防辦的主任！他以為人防辦主人肯定留在現場，所以就直奔會議室而去，沒想到人防辦主人已經提前離開了。而此時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長已經認出來了他，他剛想叫喊就被馬建偉一槍打死了，另一個人拿起電話想報警也被他一槍打死。而行兇後，馬建偉又一次成功逃脫！
接連出了兩次重大殺人事件，一共殺了七個人，這事情就非常嚴重了！省公安廳專門派了幾名專家來協助輯兇，這其中就有崔道植。他來到加格達奇後，發現這裡籠罩在恐怖中，一到天黑人們都不敢出屋門，各種謠言都傳開了，甚至有人說馬建偉不殺夠100人是不會收手的！
然而，其實馬建偉的日子很不好過。他雖然沒出加格達奇，可一個人藏起來生存也是非常困難的。
隨著第二起血案發生，加格達奇的街上已經佈滿了公安幹警和民兵，到處巡邏搜尋，馬建偉躲在一處閒置房子的棚頂上，好幾天都沒有機會找到吃的。
到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趁天黑他就出來覓食，沒想到剛走出來沒多遠，就被一個法院幹部認了出來。
那時候公檢法人員很多都配槍，何況是此非常時期。兩人一照面，立即開始用手槍對射，結果法院的人腿被擊傷，馬建偉也不敢戀戰，連忙向南邊一個院子逃跑去。
沒想到，這個院子是個單位，有看門的人。看門人剛想攔住他，就被他一槍打傷。但這時候，軍警已經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
最後他跑到當地教育局的辦公房子裡躲了進去，這座房子立刻被軍警圍得嚴嚴實實。由於是夜間，公安部門調來了汽車探照燈，把房子照得通亮。但大家都忌憚馬建偉的槍法，誰也不敢輕易往裡衝。
僵持了一段時間後，警察先放一條狗進屋搜尋，不一會兒一聲槍響，狗被打傷嗷嗷叫著跑出來，警察就向屋裡開槍示警。馬建偉眼看沒有出路，就先把槍從窗戶中扔了出來，用來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稍停片刻，他卻快速從另一個小門衝了出來。然而，此刻所有出入口都被槍封鎖了，他一出門就被擊倒在地。眼看他躺在地上不動了，幾個警察不放心又補了幾槍，將他徹底打死，加格達奇歷史上的特大惡性案件到此才算全部結束。
事後驗屍，馬建偉身中20多槍，從他身上搜到了日記本，上面記載了他的復仇名單，已經他對殺死小孩的懺悔，由於此時是1979年，雖然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刑法，但得到1980年執行，因此仍然要靠以前的條例和法規來對馬建偉的行為進行定性。最終將馬建偉殺人案定性為“報復殺人”，而不是“反革命殺人”，因此馬建偉的家人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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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桌旁邊開會的人，除了劉也、張崇新和董超，其他人多數也都是老刑偵，自然對當初那起慘案都有所瞭解。
而此時此刻，劉也提到這起案件，目的很明顯，就是指出“6.6”警察張福貴全家被殺案件，極可能和馬建偉案件性質相同，都是報復殺人案。而馬建偉在第一次殺人後，並沒有離開本地，而是繼續殺害其他“仇人”，因此張福貴同志的二女兒張玉珠處境十分危險，因此最好讓歹徒以為她已經遇害了，才是最安全的！
隨即，劉也把偵察方向和偵察目標定為“三個立足於”：即立足於本地，立足於熟人，立足於同張福貴有仇怨的人。
劉也的“三個立足於”顯然是具有權威性的。這不只是因為他此時此刻是級別最高的領導，也因為他的論斷很有道理，符合案情實際，在座的大多數人也都和他有同樣的看法。試想，如果不是與張福貴有著深切仇怨的人，怎麼可能如此狠心，連孩子都不放過？張福貴的執法許可權僅在本地，沒有他在外地處理事務或與人結怨的記錄，如果不是本地熟人，又怎麼可能與張福貴結下如此深切仇怨？……
會議接著由各位專家和權威人士發言，對現場的諸多細節一一進行了詳細縝密的分析討論。很快對其中有些問題得出了比較統一的結論：
1、初步確定為一人作案；
2、使用兇器為長度二十釐米以上的單刃尖刀；
3、兇犯對張福貴的行蹤和家庭環境都十分熟悉。
對於兇手進入室內作案的路線問題，出現了兩種分析意見。 而這兩種意見居然截然相反：
第一種意見認為，兇手是從西窗進又是從西窗出的。理由是：房門一直是在裡面栓著的。張福貴晚上回家後，睡覺前不可能不插門。而早上張福貴的內弟媳前去拉門時，房門也是在裡邊栓著的，罪犯不可能從門出來。
另一種意見認為，兇手是從門進屋的，作案後從西窗逃離現場。理由是他們觀察到的一處細節：孟繁傑死亡時身上穿著線衣線褲。而當地農村婦女大多有在夜裡脫光衣服睡覺的習慣，張福貴的妻子孟繁傑卻在張福貴三宿未歸的情況下穿著線衣線褲睡覺，不甚合乎情理。這說明，很可能是當晚有熟人在外面叫門，她穿了線衣線褲去給開啟的。兇手從門入室，作案後又從裡面把門栓好，從西窗逃出。
兩種意見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爭持不下，都很難將對方說服。
會議室裡煙霧繚繞。牆上的掛鐘滴嗒滴嗒，不知不覺時間已走至凌晨。會議幾乎開了一宿。最終，雖然劉也覺得第一種意見似乎更有到底，但仍然決定兩種意見都採納！原因很簡單，他不想因為給出一種固定的思路，導致偵查範圍縮小，將真兇漏過去！
諸位領導和全體幹警只來得及在坐位上略合了一小會兒眼，便到了第二天吃早飯的時間。一個個揉揉帶血絲的眼睛，吃過早飯，又不顧疲勞，全力以赴投入了偵破工作。
根據劉也副局長“三個立足於”的指示精神，幹警們重點對本地和附近幾個村屯的有關人員進行了大面積的“排查”，亦即“排隊”挨個審查。凡是被拘留過的，勞教過的，判過刑的，捱過張福貴打的，對張福貴所處理的民事糾紛心存不滿怨恨的，均被劃在範圍線內，列為工作物件，都逐一進行了登記造冊，準備全面審查。
經過排隊，許堡鄉牛石村二十七歲的農民李三槐被列為一號嫌疑物件。李三槐一貫好逸惡勞，流裡流氣，不久前曾因賭博被張福貴抓住，他不服氣，張福貴還給他幾腳。這在當時根本不算個事，但張福貴全家被殺後就截然不同了，尤其是最近李三槐流竄在外，下落不明。呼蘭公安局決定立即組織力量進行緝拿。對排在二、三號的嫌疑物件也同時派出專門力量分頭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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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案件發生後，呼蘭公安局成立裡專案組，把全域性的主要力量都投入了對此案的偵破工作。局長張崇新與副局長董超率領幹警們晝夜奮戰，以劉也副局長為首的哈爾濱市局力量也積極參與，但直到一九八七年的九月份，案情進展不大，未能發現任何重大線索。
而張福貴七歲的小女兒張玉珠，在被送到醫院治療護理了一段之後，竟奇蹟般的倖存下來並完全恢復了健康。呼蘭公安局把這個孤兒收留下來，承擔了撫養任務。許多幹警們象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愛護她，照顧她，儘量補償給她失去的父愛母愛和姐弟之愛，那情景著實令人感動。遺憾的是，張玉珠畢竟太小了，她恢復健康後，還是保留著當初“我爸和我媽打架了”的印象。對於那起製造了她全家悲劇的慘案，未能提供出任何可做參考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