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號樓西面入口處有一個收發室，一位老工人反映：當天晚上他早來了一會兒，大約5點半左右，他看見有一高兩矮3個頭戴安全帽、身穿藍色工作服的人從門口經過，走進1號樓第一單元門洞裡。他剛吃了帶來的晚飯後，忽聽外面有人高喊“救命”，從院裡跑了出來，地上有火亮，可是並沒看見後面有人追趕……
偵察員們分析，收發室老工人看見的“一個人跑”、“地上有火亮”，就是犯罪分子槍擊逃跑的被害人老張時的情景。
1號樓1單元8樓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約5時35分的時候，看見兩個人從門洞出來後向東走去；3樓的一位男主人在大約5時40分的時候，下班回來往樓上走，在3樓緩步臺看見站著兩個人在交談；3樓另一戶的女主人也在緩步臺上看見了人，不過她看到的不是兩個，是3個；2單元7樓的一位女主人和4樓的一位男主人在下班後上樓時，在3樓緩步臺上看見兩個人站在那裡，有對話……
難道犯罪分子會有5個人嗎？不是的。偵察員們分析，這幾名犯罪分子在1單元、2單元之間有竄動。這樣做可以避免長時間守候在同一個地方，引起人們懷疑。
調查中獲知，當天晚上5點半左右，省電視臺的老趙拉著兩箱蘋果開車回來，快走到1號樓拐角的車棚子時，大燈向前面照去，看見有個戴安全帽的人站在那裡，他避開燈光，用手擋一下臉；當老趙搬著蘋果箱上樓時，又看見過道上有兩個戴安全帽的人……
住在2號樓7層的一對夫婦，在大約6點鐘左右，看見兩輛雙輪摩托車從院裡開出來，車上坐著3個人，一直衝著北門開出去……
在現場西面和平南大街和北面遼源路交匯的路口南側，有一個擺攤修理腳踏車的工人，他說，從去年6月以來，一直有一個人在馬路對面瑪莉藍大廈的樹下長時間地站著，看樣子像在等人。他騎一輛紅色摩托車，黃色車牌……
案發時，因為正是下班時間，那些曾目擊犯罪分子的人們一般都沒怎麼注意，也沒有多想。有的以為那幾個人是搞裝修的，有的以為他們是在查門牌號找人。
調查情況初步表明，犯罪分子是裝束相同的3個人，他們作案前在現場一帶或聚或散，活動、守候。據此看來，這是一起有預謀、有準備的搶劫案件。
10月20日，於凌舜在刑警支隊主持召開議案會議，省公安廳刑警總隊總隊長劉守軍參加了會議。會議室四周的牆壁上，掛滿了“3·8”串案歷次案件的現場平面圖，加上會場上嚴肅緊張的氣氛，不亞於戰爭時期制定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指揮官會議。
於凌舜說，據分析，犯罪分子對被害人到銀行取款進行了跟蹤。我們可以觀看那幾家銀行營業視窗的錄像帶，放給偵察員和有辨認條件的目擊者，從中發現嫌疑人。於凌舜特別指出，要找被害人取款時在畫面上出現過兩次以上的人，或者出現在兩家銀行錄像帶上的人……
刑警支隊技術一處副處長李學民說，“3·8”串案犯罪團伙以往的作案手段是殺害司機搶劫計程車，可是這次作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接到計程車司機被害、車輛被搶的報告。
刑警支隊支隊長張寶華說，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有了改變，他們使用了自備的交通工具———摩托車。我們的工作可以從查摩托車入手。
22日，楊加林來到刑警支隊，參加了於凌舜主持的又一次議案會議，與同志們共商破案大計。議論中，那個在現場附近修腳踏車的工人提供的情況，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宋曉晶副支隊長說，修車人說的那個在瑪莉藍大廈樹下站著的年齡大的人，從去年6月以來多次在那裡等候。站在他那個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現場的西、北兩個進出口。這個人應該是“踩點”的人。
於凌舜說，歷次“3·8”案件中，都明確反映出有一個年齡比較大的人。現在可以肯定，這個年齡大的人就是犯罪分子。
市交警支隊的領導也參加了會議。劉景倫副支隊長和和平區分局局長陳相忠提出，現場上出現的兩輛摩托車是重要的偵查線索，應該將全市80型以上的摩托車資料全部調出來，徹底查一查。
於凌舜說，要在摸底中注意以車掛人，車、人結合。
楊加林說，在50左右歲這個年齡騎摩托車的人不多，我們的工作面不會太寬。顯然，那個從去年6月以來經常在瑪莉藍大廈拐角處的樹下“等人”、騎一輛紅色兩輪摩托車、年齡比較大的人，已經露出了狐狸尾巴，被公安機關牢牢地套住了。提供這一重要線索的人，就是那位姓周的修車工人。
修車工人周師傅
俗話說：“善惡終有報。”似乎冥冥之中，修車工人周師傅註定要成為“3·8”串案犯罪團伙的“剋星”。
21日那天早晨，刑警支隊專案一大隊探長單強，帶領他的組員在現場一帶繼續路訪，走到港澳證券大樓，看見在樓的拐角處，一位修車工人剛剛開啟工具箱，做著一天工作的準備。單強心裡一動，朝著他走了過去：“老師傅，你每天早晨幾點出來呀？”
後來知道，那位修車工人還不到50歲，顯得老相些。他抬頭看了看和顏悅色的單強，虎頭虎腦胖乎乎的，一張討人喜歡的娃娃臉，身邊還有幾個青年，便笑著說：“哦，我每天都是在這個時候出來。”
“貴姓？”
“免貴姓周。你們是……”
“我們是公安局的。”單強亮明了身份，“周師傅，前天這地方出了個案子，你知道不？”
“我聽說了，搶錢……”
“你總在這裡修車，看沒看見這樣的人：頭戴安全帽，上身穿藍色工作服，騎著摩托車……”單強根據已經掌握的，儘量把嫌疑人的情況說得詳細些。
沒等單強說完，周師傅就說：“哎，他呀，我看見過！那個人大約50來歲，身高約在一米七吧，長得比較黑，比較瘦，小眼睛，高直鼻，一字嘴……”
單強愣了，驚異地看了看夥伴們，他們也是一臉驚愕。
“前天下午大約4點鐘的時候，你說的這個人就在馬路那面站著。”周師傅繼續說，用手往對面一指，“那不，他就站在瑪莉藍大廈樹下，騎的是一輛紅色的摩托車……”
單強像在茫茫荒漠之中發現了一泓清泉，忙說：“周師傅，你把情況細點說……”
“細點說？好，我細點說。那輛摩托車有4成新，座套是黑色的，前後車牌子是黃色的，後面沒有工具箱，貨架上有一根舊內胎，那是準備拴東西用的……前天下午4點多鐘他就在那邊站著。大約半個小時後，從東邊走過來一個人，和他一樣打扮，戴安全帽，穿藍色工作服。他們兩個嘀咕一陣，穿過馬路，往我這邊走來了。我想和那個歲數大點的打個招呼，可是他們兩個人只顧說話了，和我擦身而過，往南邊走了……”
“你和他打招呼幹什麼？”
“哎呀，我都把他看熟啦！好幾個月了，他經常在我對面那邊站著，有時候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你說他是在等人吧，可我從來沒看見他等到過誰！”
原來如此！單強和同志們都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臉上浮現出微笑。他們此刻在腦海裡想象得出，每當周師傅沒有活兒的時候，就坐在板凳上休息，環顧四周，看著滿大街的行人和車輛解悶兒。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在馬路對面長時間站著的那個人就會很容易地進入他的視野，被他看個臉熟。不過，這也只是一面熟，對方似乎並沒注意到他。
作為探長，單強認為有必要讓周師傅出具一份證言，便說：“周師傅，請你給我們寫個材料吧。”
“寫材料？”
“對，就是把你剛才說的寫一寫。”
“這……”
“怎麼？”
“你看，我也拉家帶口的，在這還得幹活兒呢！”
單強理解周師傅的難處。從交談中瞭解到，他是一位下崗工人，妻子是農村戶口，家中生活並不寬裕。公安機關破案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耽誤了人家謀生啊！
“周師傅，你在這修車，一天能掙多少錢？”
“也就二三十塊吧。”
單強從衣兜裡取出10元錢，遞了過去：“周師傅，對不起，我們今天佔用你一個小時，影響你的工作了。這10元錢，算是給你的一點補償吧！”
“這……”
“哎，拿著吧！”探組的同志都說。
周師傅見單強等人一片誠意，就把錢收起來了。為公安機關寫了一份證實材料。
單強收起材料，說：“周師傅，我姓單，刑警支隊的，咱們就算認識了，感謝你對我們工作的支援。以後，還可能麻煩你。”
“談不上麻煩，你們幹公安抓壞人也不容易呀！”
“周師傅，如果你再看見那個人，還能認出他來不？”
“認出來了！他平時穿得不怎麼樣，可是前天，他忽然換了一件嶄新的藍色工作服，還戴個安全帽，像什麼單位發的。我看著他就想，嚯，這傢伙還闊起來了！”
“如果把他放在10個人裡面，你能不能把他認出來？”
“別說10個人，你就是把他放在100個人裡，我也能一眼就把他認出來！”
惟一的目擊者
單強將修車工人周師傅提供的情況和那份證言材料，向專案副大隊長李傳記作了彙報，反映到市公安局決策層，受到重視。透過與周師傅多次談話，他提供的情況始終保持穩定，可信。
市公安局局長楊加林認為，在“10·19”案件現場走訪調查中，對這位周師傅的發現是最成功的，也是最有份量的。由於單強等人善於做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師傅已經把犯罪團伙中一個主要成員的基本輪廓勾畫出來了。更可貴的是，周師傅具有可靠的識別辨認能力，這一點在下一步偵查工作中十分重要。
楊加林、吳宗聲、於凌舜等市公安局領導同志會見了周師傅。
在刑警支隊院子裡，出於慎重，同時也是想實際測試一下周師傅對人的觀察與形象描繪的能力，楊加林指著從不遠處走過來的一名偵察員，對周師傅說：“周師傅，你能不能把那個人的長相說一說？”
周師傅會意地笑了笑，略作觀察，很快就說：“這位同志嘛……他是長方臉，眼睛不大，蒜頭鼻子，厚嘴唇，有點兜風耳……”
楊加林聽了，滿意地點了點頭，和身邊的吳宗聲、於凌舜相視一笑。楊加林又指著另一名偵察員說：“周師傅，你再把他說說！”
“這位……他是掃帚眉，高顴骨，有點吊眼梢……喲，他笑了，有倆酒窩……”
楊加林聽了，心裡很高興。這位周師傅的觀察、描繪能力確有過人之處，這是不容置疑的。由於“3．8”串案的犯罪分子兇狠殘暴，又很狡猾，他們作案時不是蒙面就是殺人滅口，至今還沒有受害者看到他們的廬山真面目。當然，有的被害人和他們打過照面，如“10．19”案件中老張的妻子，還有被打傷的小曹，但他們都不過是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向犯罪分子投去短短的一瞬，不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會發生錯覺。
而這位周師傅，是對這個犯罪團伙中的一個重要成員進行長期觀察的惟一目擊者，留有深刻的印象，並且能用比較準確的語言描繪出來，這太難得了。
走進屋裡，楊加林誠懇地對周師傅說：“周師傅，我們要抓的這個犯罪團伙太壞了，他們嗜殺成性，罪惡累累，把我們瀋陽攪得很不安寧。希望你支援我們，和我們並肩戰鬥吧！”
10月23日，市公安局發出了《關於按照最新條件對“3．8”串案全面排查的緊急通知》。這個通知結合剛剛發生的“10．19”案件，分別通報了3名犯罪分子的年齡、相貌、著裝，以及他們乘坐的兩輛紅色摩托車的特徵，提出了排查重點和工作要求。
登在報紙上的摹擬像
在省、市各新聞單位的大力支持下，由瀋陽市公安局提供的“10·19”案件的案情以及對舉報有功人員給予10萬元重獎的訊息迅速出現在省、市級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上，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一訊息的公佈，不僅澄清了案件的真實情況，而且調動了群眾舉報嫌疑人的積極性。連日來，各級公安機關電話鈴聲不斷，舉報信件雪片般飛向辦案人員手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舉報案件線索7700多件，充分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這場鬥爭的巨大熱情。公安機關對這些舉報及時進行分析、篩選，提煉出有價值的線索用於偵查。
周師傅忙起來了。根據群眾舉報的線索，他在單強等偵察員的陪同下，到各地對嫌疑人進行辨認。
10月22日，“10·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交通工具———兩輛摩托車在和平區民主公安派出所管內被發現。
19日晚上5點來鍾，位於昆明街的一家店鋪的女主人出去洗澡，一小時後回來，看見有人把一輛摩托車放在她的店前，門都擋住了。她很生氣，嘟囔著把摩托車挪開了。她看見，街對面還停放著一輛摩托車。22日午夜，民主公安派出所民警賈丙峰巡邏時，在118號樓房門前發現了這輛沒有車牌的摩托車，在路東98號樓的房山處發現了另一輛車牌為“遼J95439”的摩托車。兩輛摩托車都推到派出所，後來送到了刑警支隊。
刑警支隊偵察人員請來周師傅，讓他看看這兩輛摩托車中是否有那個年齡較大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摩托車。周師傅以一個修車工人的內行目光，上下打量那輛掛黃色車牌的“八達牌”摩托車，點了點頭說：“嗯，這一輛，就是那個常在瑪莉藍大廈下面‘等人’的人用的車。不過……這車上好像缺點什麼東西……”
李傳記說：“對，拉這輛車的時候碰掉了一塊擋泥板，快拿來安上！”
擋泥板找來了，安到那輛摩托車上，周師傅微微一笑：“哎，這就對了。就是它，沒錯！”
在場的人們暗暗讚歎：好眼力！
既然這兩輛摩托車是“10·19”犯罪分子作案時使用的交通工具，毫無疑問成為破案的重要線索。那輛有車牌的紅色“八達牌”100型摩托車是彰武縣的，刑警支隊副支隊長宋曉晶帶領偵察員連夜去彰武調查，查出車主是新民市於家窩堡一個人的。但此車多次倒手，查來查去線索中斷了。
楊加林、吳宗聲、於凌舜等人決定，再將這兩輛摩托車的照片配加必要的文字說明，交新聞單位向社會播發，把群眾舉報引向深入。
幾位局長想，既然有周師傅這樣的目擊者，為什麼不能透過他的口頭描述，請畫家來為那個年齡較大的犯罪嫌疑人畫一張摹擬像呢？用嫌疑人的摹擬像偵破案件，在國內外都不乏成功的案例。
10月22日，這個想法付諸實施，經省公安廳聯絡，從上海請來了被譽為“神筆”的畫家張欣。
張欣是上海鐵路公安局綜合技術處主任科員，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模，上海市勞動模範。他從小喜歡畫畫，當兵後參加美術培訓班學習，1982年從海軍部隊復員從警。他經過長期刻苦的實踐和探索，練出一手絕活———根據目擊者的描述，惟妙惟肖地畫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來，協助警方破案。從1990年到1998年，他先後為全國各地公安機關製作摹擬畫像399次，破獲491起各種重、特大案件。
張欣接到邀請後乘機直飛瀋陽，受到市公安局領導的熱情接見，向他介紹了案情。他根據周師傅的口頭描述，鋪紙運筆，反覆修改，幾易其稿，最後完成了一幅素描肖像畫稿。周師傅拿起畫稿仔細端詳，說：“上半個臉很像，只是嘴差了點，可我又說不好。”
與此同時，雙管齊下，市公安局領導責成單強等人陪同周師傅去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請“警星CCK—Ⅱ人像摹擬組合系統”的發明人趙成文教授，為那個年齡較大的犯罪嫌疑人畫摹擬像。
趙成文教授從1973年開始研究人像摹擬組合系統，1998年他的研究成果由東大阿爾派製成軟體，其庫存量可以隨著操作人的意志組合成90億幅人像而不會發生重複。這套系統運用於偵破實踐，顯示了強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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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人像摹擬組合系統，由該學院的高階工程師張星操縱製作。張星根據周師傅的口頭描述，在電腦屏幕上反覆更換五官，不斷修改，最後終於製成了一幅彩色摹擬肖像。周師傅拿起這幅像仔細端詳，說：“‘畫’得不錯，嘴特別像。這個像和那個真人比，能像百分之八十。”
畫家手工畫像“上半個臉像”，專家電腦畫像“嘴特別像”。既然這樣，將上半部的手工素描和下半部的電腦“畫”像合併到一起，豈不是珠聯璧合嗎？
10月25日，一幅彩色摹擬畫像出現在《瀋陽晚報》頭版上。在畫像的下面的文字說明是：“圖為‘10·19’重案犯罪嫌疑人之一，年齡約45至55歲，身高1．70米左右，皮膚較黑。此摹擬像與歹徒的相似程度佔80％。”
這幅摹擬像不過火柴盒般大小，但它在報紙的頭版上出現，卻是瀋陽建國以來的首次。人們只要花3角錢就可以買到一份報紙，“3·8”串案的犯罪分子當然也能看到。那麼，他們怎樣來看自己那張臉呢？
劫匪隱藏在親人中間
作案後的幾天，汪家禮一直住在趙晶家裡。趙晶回遷到樓房住後，汪家禮隔三岔五就到她這邊來。
那天晚上已經10點多了，汪家禮才回來。回遷後，小小的單間居室裡放一張雙人床，再放一張單人床，雖然剩下的可供人們活動的空間已經沒有多少，但遠比過去住簡易房的時候方便多了。汪家禮酒氣燻天，進屋就躺到床上了。
“又喝大酒了。”趙晶用鼻子嗅了嗅說，“以後要是太晚了，就別來了……”
“咋的，煩我了？”汪家禮今天顯得心氣不太順。
“我是說，太晚了，路上別遇上壞人，出什麼事……”
“×娘們兒……”汪家禮罵了一句，翻了個身。
趙晶聽了，心裡一沉，皺了皺眉。
相處幾年來，這是汪家禮頭一次罵她。他總是回來這麼晚，也不知道每天在外面幹些什麼。如果結婚以後也這樣，那怎麼行呢。和他的關係已經形若夫妻，兩口子沒有不說的話，可是沒想到他竟開口罵人了……趙晶越想越委屈，又有點氣，也回罵了一句，沒再搭理他。
兩天後，汪家禮又來了，一進門就自嘲地說：“唉，我這人哪，沒皮沒臉的。罵我，我還來。”
聽了這意味著主動和解的話，趙晶氣也消了，不再說什麼，照例為汪家禮做飯，給他上藥。
早晨開啟電視機，熒屏上出現了“10·19”持槍搶劫鉅款案的一些畫面，公安局在搜捕案犯，呼籲市民們舉報嫌疑人……案情驚心動魄，趙晶一邊忙著收拾屋子一邊看，說：“搶了100萬，膽子真夠大的！”
“這年頭，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汪家禮接過話頭說了一句。他在全神貫注地看著那些畫面，顯得有點緊張。節目時間不長，畫面很快就變換了，他才感到釋然，坐在沙發上翹起二郎腿，點著一支煙悠閒地吸起來，說：“聽說報紙上還登了犯罪分子的畫像呢。”
“能抓著嗎？”
“哼，誰知道。”
汪家禮不願再和趙晶談論這個話題，轉到別的上面去了。
這天，汪家禮和趙晶去了他的二姐家。
二姐原在長客西站工作，退休後幹家政。平時弟弟不常來，何況這回又是帶著趙晶來的，自然要熱情款待一番。
開啟收音機，傳出播音員雄渾而莊重的聲音，在播發著警方懸賞緝拿“10·19”案犯的訊息……
開啟電視機，節目主持人在播發著由警方提供的同一篇新聞稿……
二姐家裡有報紙，報紙頭版上也登著剛剛發現的案犯們使用兩輛摩托車的照片……
汪家禮顯得有些不安，在屋子裡來回走動著。他從茶几上拿起一張晚報，久久地看著頭版上刊登的那兩輛摩托車的彩色照片，沉思不語。
二姐正在廚房裡忙著，女兒回來了：
“公安局正懸賞抓搶劫犯呢。我要知道是誰幹的，舉報了得10萬元錢該多好！”
“天上掉餡餅，淨想好事！”二姐在廚房說。
汪家禮心裡一驚，但臉上依然平靜，笑了笑說：“報紙上登這個沒用。這摩托車能是犯罪分子自己的嗎？肯定是偷來的！”
“報紙上還登了搶劫犯的相片呢！”外甥女說。
“那也沒用，畫的。”汪家禮說，“報紙說那摹擬像有百分之八十像，純粹是吹牛。要是真那麼像，犯罪分子早跑了，還等著公安局抓呀！”汪家禮不屑地扔下報紙，“這和咱們有啥關係，別扯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