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廣饒縣“革委會”下發了《關於搶救革命文物的通知》。
當時縣裡只有文物所，四十二歲的顏華身兼兩職，即是所長又是工作人員。接到通知後，顏華尋思，劉集當年是革命最紅火的地方，應該先去那裡看看。
春天的一個早晨，顏華騎上破舊的腳踏車就去了劉集。他把革命年代的老黨員都召集到了大隊辦公室。劉百貞、劉泰山他們也都去了。
聽說要回憶過去的事，這幫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個火紅的年代，情緒高漲，都歡騰起來，有的高聲唱起了《國際歌》，有的唱起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到了興致高處，很多人禁不住手舞足蹈。
顏華也被感染了，但他沒忘記自己的任務。一番啟發後，老黨員就七嘴八舌開了腔。
有人說：我家裡有個馬燈，當年在村裡給隊伍照明的。
顏華說：這就是革命文物。說著記在了小本上。
劉泰山慢悠悠地說：我家裡還有個紅纓槍頭子，殺鬼子用的。
顏華點點頭：這也是。
有個老人突然道：姜玉蘭家有個小籃子，她在家門口放哨做掩護用的。
顏華說：這也算一樣。
顏華見角落裡坐著位瘦高個老人，長鬚垂胸，上身著件褪了色的舊褂子，頭戴圓形薄氈帽，手裡還握著長杆旱菸袋，邊抽菸邊靜靜地聽大家說話，一直沒吭聲。
顏華湊過去說：大爺，你也說說呀！
劉泰山笑道：他平日裡三腳都踹不出個屁來，問他，沒用！
老人笑笑，也不說話。
顏華又啟發大家：聽說，過去劉良才開過夜校，你們當時學了些啥東西？
一句話提醒了這些老人，大家反應更加熱烈。劉百貞道：是學習的大鬍子。
大家都紛紛響應：對，對！就是那個大鬍子。
顏華有些不解：什麼大鬍子？
坐在角落裡沉默的老人脫口而出：《共產黨宣言》！
他話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對，就是那個小本本——《共產黨宣言》。
劉泰山指著角落裡的老人，慢悠悠地道：這世厚說得對，當年就是學了這個小本本，大家夥才起來革命的。我和我那個二弟劉壽山，在家裡常說起大鬍子。
劉百貞說：多少年了，那小本本也找不見了……約莫是四幾年的時候，我還問過幾個人，可都說不知道……
劉世厚突然介面：我知道，就在我那裡！
大家聞言，都大吃一驚。劉百貞盯著劉世厚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下自己的膝蓋：這就對了！你平日裡不聲不響，不多言不多語，交給你最保險了。
劉泰山扭頭對顏華說：看樣兒，是在他那裡！
2013年6月的一天，已經八十歲高齡的顏華老人，談起這件事還興奮不已。老人笑著說：我幹了一輩子文物，為國家蒐集到了不少寶貝，其中《共產黨宣言》這本書，是最讓我自豪的。
顏華喝了一口水，娓娓道來：劉世厚透露了這個事情之後，我當時就讓他拿書來看看，他就找各種理由搪塞。我就想，一個農民，留著本這樣的書幹什麼？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呀，見他不鬆口，就咬住他，緊追不捨。末了他就拿話堵我，說：書店裡這樣的書有的是，你去買本不就行了？我說：那不一樣，現在是現在的，過去是過去的。後來看著不行，我就找來公社的劉書記，劉百貞也幫著做工作，最後他才把這本書送了過來。當時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大價值，回去後就給省博物館掛了一個電話，沒想到他們馬上就派人來了。
正如顏華老人所述，為了說服劉世厚，公社的劉書記和劉百貞輪番上陣講道理。二人說得口乾舌燥，神疲體倦，一直沉默不語的劉世厚終於開口了，他悶聲悶氣地說：我回家再想想。說著起身就要走。
劉百貞急了：真是個榆木疙瘩，我們說了一上午，就換來你這句話？
劉世厚笑笑，一言不發地走了。
劉世厚回到家中，在院子裡坐了很久。他嘴裡銜著那根長杆旱菸袋，一袋連一袋地吸著。夕陽的餘暉塗在他垂胸的白鬚上，還有那張刀削斧砍般的臉上。
良久，劉世厚站起身，從褲腰帶上解下那把誰都不讓碰的鑰匙，開啟了牆角邊上的箱子，從裡面拿出一個用黑漆油過的小匣子，輕輕拉開匣子的蓋，從裡面捧出一個帶有花紋的藍包袱。
劉世厚粗大的手掌，顯得格外小心、靈巧。他把包袱一層層揭開，裡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書，書的封面有一幅水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像，幾乎佔據了整個封面。
這就是那本《共產黨宣言》。
不久前，老人擔心這本書散了，用黑線做了精心裝訂。
劉世厚將它捧在手裡，反覆端詳，臉上的表情時陰時晴。他低聲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他哽住了，眼角溢位了渾濁的淚水。
四十年前那個漆黑的夜晚，劉考文跑到劉世厚家後，從懷裡拿出這本書，他鄭重地對劉世厚說：我已經暴露了，隨時都有坐牢殺頭的危險。這本書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記著——人在書在！
說完，他又急急忙忙離開了。
從那時起，劉考文的話就時常響在劉世厚的耳邊。
在白色恐怖時期，劉世厚有時把書藏在床底下，有時藏在糧囤的透氣孔裡，有時藏在雀眼裡。
這本書就是劉世厚的一切，他每時每刻都牽掛著它。當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傳來時，劉世厚才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劉世厚後來對孫子劉鴻業說：當年為了保護這本書，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也在琢磨著，究竟藏在哪裡最保險最安全。日本鬼子掃蕩那會兒，一天要藏好幾個地方，有時想想不安全，拿出來再換個地方。劉集慘案那天，我人跑出來了，可心還在家裡哪！要不是那會兒我拼著性命跑回家搶出來，就隨著房子燒了。你奶奶和村裡人還以為我藏了啥寶貝……說實在話，就是藏了塊大金子大銀子，那時候也不能回家取呀，為財寶連命都不要，誰會這麼傻？可為了這《共產黨宣言》，我啥都不怕！這書要是燒了，怎麼去面對死了的人？將來我到那邊去，怎麼給他們交代？他們肯定會說：劉世厚呀劉世厚，我們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你連咱的《共產黨宣言》都沒有保護好啊！你們小孩子家不知道，今天咱們能過上好日子，這本書功勞大著哪！
解放後，每到清明節，劉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
在烈士墳前，他紙錢燒完，一杯清酒敬罷，就捧出那本《共產黨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點上一袋煙，像老夥計相聚拉呱那樣開了腔：老夥計們，這本書我又帶來了，你們看看吧，我保管得好著呢！你們在天之靈就放心吧。只要我活著，每年都來看你們，每年咱們這些老夥計都再學學《共產黨宣言》。
說完，劉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絆絆地念上一段《共產黨宣言》。
在眾人動員他獻書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劉世厚輾轉難以入眠，他坐起來復又躺下，一會兒又坐起來點上一袋旱菸。
黑夜裡，他每吸一下，菸袋鍋子就會閃爍出一絲微弱的亮光，亮光映在老人神情複雜焦慮的臉上。
到底交還是不交？這個念頭在老人的心裡反覆跳動。
四十多年的相守，在老人眼裡，這本書好似有了靈性，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時間，他都要把它拿出來放在面前，邊抽著煙邊久久地凝視著它。在這一刻，他們彼此似乎都在傾訴，也從彼此的相守中得到了慰藉。
十八歲的劉鴻業與爺爺同睡一床。他見爺爺舉止反常，就說：交給國家保管著，不是一樣呀？人家肯定比你保管得還好！
劉世厚長嘆一聲道：孩子，你不懂爺爺的心思啊！有這書在，那些死去的夥計，就像在我身邊一樣。書交了，我這心一下子就空了，空了呀……
老人說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劉世厚竟沒有起床，就這樣在床上連續躺了三天。
這三天，老人幾乎湯水未進，唬得一家人跑前跑後，問寒問暖。劉世厚揮揮手道：你們忙你們的，我還死不了。
第四天清晨，劉世厚早早起了床，一下子吃了三個荷包蛋。上午，他提著那個藍包袱離開了家門，出了村口，來到烈士的墳前。
田野裡一片蔥綠，風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開在墳冢上。劉世厚開啟包袱，拿出那本《共產黨宣言》。
他輕聲道：老夥計們，今天我就把這書交給國家了。我是捨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後也要到你們那邊去，書留在我這裡，怎麼辦？交給咱國家也就交給了黨，讓黨世世代代保管著，咱們更放心，是不？四十多年了，我劉世厚……完成你們交給我的任務了！
老人淚流滿面。
劉世厚離開墳地，徑直來到大隊辦公室。
顏華為了蒐集革命文物，在劉集已經住了數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著劉世厚的到來，人坐在屋裡，眼睛老是往窗外睃。
他看到劉世厚提著一個包袱走進來，吊著的心，一下子落了下來。
劉世厚把包袱輕輕地放在辦公桌上，又輕輕地開啟，那碎花包袱像蓮花一樣綻放開來，露出了那本《共產黨宣言》。
劉世厚雙手捧起這本書，低頭看了很久，隨後又輕輕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說道：你們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們莊稼人的大功臣呀！為了它，咱們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老人說得很慢，就像唱出來的一樣。說完，他轉過身走了，開始走得遲疑，走到門前的時候，他加快了步子。
劉世厚一直都沒有回頭。
顏華從窗戶裡看到，老人在院子裡停了下腳步，抬手抹了一把眼睛。
1979年，劉世厚老人去世，時年八十六歲。
這本《共產黨宣言》不久就在廣饒縣展出，後來被調到省博物館展覽。工作人員覺得劉世厚老人縫上去的黑線影響展覽效果，就把它去掉了。
為了讓參觀者更清晰地看到這本《共產黨宣言》，它被置放在了光線明亮、陽光充足的地方。工作人員不知道，這本歷經了五十多年滄桑的書，反而變得像嬰兒一樣嬌貴了，它不能被陽光直射，不能經受風吹，應該待在一個舒適的“襁褓”裡。
幾個月下來，這本書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封面上的馬克思像變模糊了，紙張也變酥脆了。書回到廣饒，顏華捶胸頓足，心疼得直落淚，他連聲道：我怎麼對得起劉大爺，我怎麼對得起劉大爺！
顏華覺得很奇怪，這本書劉世厚老人儲存了數十年，幾近完好，怎麼在博物館裡，反而被損害了呢？
後來這本《共產黨宣言》引起廣泛關注並得以重點儲存，與一個人有關，這人就是餘世誠。
1984年的一天，時為華東石油大學副教授的餘世城到廣饒公幹，聽說廣饒博物館收藏了一本早期的《共產黨宣言》，就立即前往檢視。
餘世誠對歷史有興趣，也有研究，這本書有兩個地方讓他眼前一亮，一是書名《*產宣言》，二是出版時間：1920年8月。
餘世誠當時就道：這應該就是馬列老祖宗在中國的第一本經典，當年周總理念念不忘，還多次派人尋找呢。
餘世誠的一番話，讓博物館館長顏華有些半信半疑，但也隱隱約約地感到了它的價值。
餘世誠見這本書儲存不善，心疼不已。回到學院後，他立即向山東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編譯局做了彙報。
當時的省委副書記、省長李昌安迅速作出了批示：加強研究保護。
中央編譯局馬恩室副主任、資深翻譯家胡永欽也很快趕到了山東廣饒。
據顏華回憶，胡永欽來的時候，還專門帶了一本藍色封面的《共產黨宣言》。
廣饒這本《共產黨宣言》寬十二釐米，長十八釐米，封面馬克思像上端從左到右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下第二行為書名：“*產宣言”。字型都很小。其中，“*產宣言”字型最大，相當於現在的四號字型。這種安排，可能是當時為了安全考慮。
全書共五十六頁，內文由五號字豎排，封底二類似於今天的版權頁，自右向左豎排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原著者馬格斯、安格爾斯”、“翻譯者陳望道”、“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
中央編譯局的專家胡永欽拿出九月版的《共產黨宣言》與之對照，發現八月版的和九月版的僅有兩處不同，其他完全一樣：八月版的封面顏色是淡淡的水紅色，九月版改為了淺藍色；九月版糾正了八月版的封面書名錯誤。
八月版封面左下角已經破損，且指痕明顯，是當年長期翻閱的結果。
掀開封面，他們發現首頁右下角和左上角各蓋了一枚朱印，右下角為“葆臣”，左上角為“劉世厚印”。兩印遙相呼應，好像達成了某種默契。“葆臣”印典雅講究，“劉世厚印”顯得笨拙厚重。後經我們瞭解，“劉世厚印”是劉世厚本人所刻。
劉世厚我們已經熟知，他是這本《共產黨宣言》的儲存者，“葆臣”印又有什麼淵源呢？
專家推測，這本最早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大概是屬於一個名叫張葆臣的人所有。
張葆臣何許人？
有關專家在山東尋找未果，後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在浩繁的資料中找到了一份1923年12月15日的《濟南地區團員調查表》，從中得知，張葆臣是江蘇人，是濟南早期的共產黨員。
有了這條線索，黨史工作人員又順藤摸瓜，從王辯、劉子久等人那裡豐富了張葆臣的歷史。
張葆臣當年在濟南道生銀行供職，負責黨內圖書發行。道生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他以銀行職員身份作掩護，經常往來於濟南和上海，很多進步書籍，都是他從上海帶回來的，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
近水樓臺先得月，負責黨內發行的張葆臣手裡有一本《共產黨宣言》不足為奇，可令人奇怪的是，這本書他怎麼贈送給了新黨員劉雨輝？
張葆臣1923年1月1日入團，應該年齡不大，也可能未婚。有人這樣猜想：當年還沒有伴侶的張葆臣，是否對劉雨輝產生了愛慕之情？
為了全面考證這本《共產黨宣言》，多方人馬組成的聯合考察組，歷經一年，行程萬里，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多處尋訪、考察，後確定該書為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譯本。
由於廣饒版本的原因，考察組也對全國的《共產黨宣言》早期版本進行了全面的梳理，逐一解開了一些謎團和史學界之爭。
考察組發現，中央編譯局和中國革命博物的藏本都是1920年的9月版。中央檔案館收藏的是1924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北京圖書館儲存的沒有封面，乃是殘本，據考察是1920年8月版。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人在上海檔案館發現了《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版，緊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其出版的《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上刊載了介紹文章，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過去，史學界對中文版《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時間曾有爭論。大部分人認為，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應在1920年4月左右面世，再遲也在春內。這種觀點來自*和陳望道的回憶。當年*曾說，自己1920年春閱讀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而陳望道先生後來也回憶說，當年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於1920年4月出版。
但國內從來就沒有發現過1920年4月份的版本。
上海1920年8月版本發現後，由於是孤本、孤證，大部分人還是不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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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聯合考察組在上海圖書館又有驚人發現：在這裡，他們竟然又找到了一本1920年8月版的《共產黨宣言》。
這樣，廣饒版本、上海檔案館版本、上海圖書館版本，再加上北京圖書館的殘本，起碼有四本可以佐證，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是1920年8月版，而非1920年春版。
我們調查得知，廣饒版本其實是最早發現的首譯本《共產黨宣言》，只是深鎖在偏僻的魯北平原上，當年沒有透過媒體公之於世罷了。
1991年，俞秀松的日記在上海發現。據其日記記載：“1920年6月27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譯的《共產黨宣言》到獨秀家裡去”，“28日，九點到獨秀家，將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他。”
從俞秀松的日記中，可以判斷出版時間一定是在1920年7月之後，而從維經斯基寫給共產國際那封信的落款時間，則可以判斷出版時間是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
有了俞秀松日記的佐證，這本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在出版時間上變得更加明確了。
至今，全國現存的《共產黨宣言》最早版本，加上1920年版，也寥寥無幾，大部分藏本，進了圖書館後都被束之高閣。唯有廣饒版本，不僅紮根在最基層的農民群眾當中，還影響了魯北平原上的農民兄弟，並由此掀起了火熱的農民革命鬥爭，又被農民一直珍藏數十年，因而彌足珍貴。
在崢嶸歲月，大王的農民兄弟，都是奔著大鬍子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的好日子起來革命的。可是解放後數年間，他們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折騰。
大王就是一個胸前掛滿勳章的乞丐。
有人也提出疑問：這小本本裡說的話，原來不算數啊？
當年參加過革命的老共產黨員都不幹了，雖然他們也迷茫，可還是堅定地對後人說：好日子有，一定會有！我們趕不上了，但都不後悔，因為我們的子子孫孫肯定能趕上！
在大王鎮，我們聽說過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叫李培義，被人們譽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發展扛鼎人”。有人說，他是大王的第二個劉良才。
此話有些欠妥，可自有道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劉良才用《共產黨宣言》點燃了農民革命；八十年代中期，李培義又用《共產黨宣言》帶著大王的農民兄弟，從農耕經濟走向了商品經濟。
那一天，我們見到了這個傳奇人物。李培義粗實高大，樸實的長方臉，笑起來憨態可掬。
李培義出生在解放戰爭的炮聲中，如今已經賦閒在家，雖六十六歲了，可步伐矯健，說話落地有聲。
一進大王鎮的辦公樓，迎面一行字就出自李培義的實話語錄：說了算，定了幹。
1984年1月，就在華東石油學院的餘世誠教授在廣饒考察那本《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四十二歲的李培義正在思考著大王鎮企業的崛起問題。
李培義出生在大王鎮大王西村。解放前，本地就有順口溜：北有李家橋，南有大王橋。李家橋的獅子數不清，大王橋的將軍真威風。國民黨著名“三李”，大王橋村就有二李之李延年、李玉堂上將。大王橋村人在排村裡自古至今的“能人譜”的時候，官職不大的李培義也登上了“能人譜”榜。
為啥？因為李培義是大王的第一大功臣。
李培義沒念過幾年書，可他腦子靈光，輟學後很快就在隊裡幹了會計，1970年被抽調到鎮裡參加鄉鎮企業建設。
1981年，他當上了大王鎮企業總公司的經理，上任伊始，就開始謀劃大王鄉鎮企業這盤棋。
在動員會上，他開口就是大實話：我家祖祖輩輩都在地裡刨食吃，如今是扔下趕馬車的鞭子幹企業。大王不靠山，不靠海，也沒什麼資源，怎麼辦？那咱們就沒優勢了？有！咱的優勢就是有著響噹噹的革命傳統！過去咱們光榮，但咱們不能捧著光榮匾過窮日子，這也不是當年那些革命烈士想要的。當年咱有了《共產黨宣言》，革命就映紅了半邊天。我沒多大學問，可《共產黨宣言》我也看過多少遍。我琢磨著，共產黨用暴力推翻了舊社會，現在就得帶著一方百姓去奔好日子。
李培義從一些村裡選拔了數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放進了各企業，又號召各村行動起來，辦村辦企業。他走到哪裡就喊到哪裡，辦企業就像過去過年老農民盤鍋臺一個樣，幾天就得盤一個。
很多農民都不理解。一個莊稼老把式捻著胸前的鬍鬚道：龍生龍，風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莊稼人天生就是在土裡忙碌，離開了土地，肯定什麼也幹不成。俗話說得好啊，玩龍玩虎，不如玩土！
從各村選拔出來的第一批共產黨員，當年還都是些毛頭小夥子，耕種土地他們都稔熟，一個個也都是村裡的好勞力，可對企業，他們一臉茫然。
李培義把他們召集起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帶他們到劉集村支部舊址宣誓。宣誓結束後，李培義道：沒別的道道，今後創業，我們還是靠這精神！
不出幾年，這些人都成了鄉鎮企業的中流砥柱。當年李培義帳前有“五虎上將”，這“五虎上將”是*、延金芬、李俊福、劉雙珉、趙曰嶺，其中*算五虎之首。如今，*的華泰集團聞名遐邇，是中國新聞紙行業的龍頭老大。全國每三張報紙中，就有一張是華泰生產的。不少中央領導人，都光臨過華泰。
“五虎上將”之後，又呼嘯著衝出一幫“小老虎”。小老虎中的高義新、尤學忠、聶仁卿、許蘭祥等人，現在也都成了氣候。在這些人裡，高義新的金泰集團現在是如日中天。如今，他正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合作，準備上馬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專案。他說：我是軍人出身，軍人講的就是戰略。
時隔數年，華泰掌門人*至今還清楚記得當年他就任大王造紙廠廠長時的一段開場白：劉集是我們大王的一面旗幟。在戰爭年代，我們的前輩就是跟著這面旗幟，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渴望。今天，劉集這面旗幟已經成了一種精神，我們要緊跟這種精神，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讓大王走上富裕之路！
2009年10月，李培義對坐在劉集村農家小院裡的*說：大王就是靠馬列主義、靠黨的領導、靠發揮黨的優勢發展起來的。
1984年，李培義主抓大王鎮鄉鎮企業之時，社會總產值是5054萬元。到他2004年卸任大王鎮書記，已達140億元，是1984年的277倍，猶如孫猴子翻了好幾個筋斗雲。
現在，大王鎮已成為全國小城鎮建設示範鎮、全國重點鎮，坐擁一百餘家規模企業群，有兩家上市公司，四家企業年銷售收入過百億。
我們不願意羅列太多數字，可有時候，簡單的數字也最有說服力。
2011年，大王鎮工業銷售收入就破了千億，乃是山東省的第一個千億鎮。2012又賺了個盆滿缽溢，實現生產總值200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1205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40億元，進出口總值30億美元，鎮級財政收入5.8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3762元。
大王如今腰裡的錢袋子滿滿的，拔一根毫毛也比兄弟鄉鎮的腰粗。下一步怎麼發展？是躺著享受江山，還是重新拉弓上箭，調整思路再跨欄杆？如今大王的土地幾乎殆盡，動力運轉也到了極限，必須改弦更張，另闢蹊徑。
現任書記王國文既有壓力，更有動力。他覺得，大王發展已是瓶頸，到了該破題的時候了，不破不立，不衝出這個瓶頸，大王明天就沒有大發展。如今他就在謀劃一個字：變！
很多人都向我們提起過一個人，說他就是大王的活歷史，也有見地。
此人叫李劍童，原是大王鎮職業學院的院長，是土生土長的大王人，熬過貧窮，也親眼見證了大王的興旺。
在大王採訪了數日，我們滿腦子都是大王的過去和現在，有大革命時的火紅畫面，也有經濟大潮時的弄潮兒，也想找李劍童作個小結。
李劍童果然健談，他說：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大王人骨子裡思變，大革命時期，大王就是一鍋要開的水，《共產黨宣言》傳過來後，一下子就讓這鍋水沸騰了。過去大*仰馬列主義，今天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也是有增無減。現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企業家，做事繞著黨組織走，你要是和他談馬列主義，他還以為你是神經病。大王頂級的大老闆多的是，只要鎮裡組織學黨課，不管手頭多麼重要的事，他們也會停下，準時趕來學習。這，就是大王與其他地方的區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