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勝追擊
乘勝追擊，一定要將另兩支槍找到。白所有的窩點都要仔細搜查。
陶駟駒
9月6日
根據陶駟駒部長的指示，9月6日當天，北京市公安局傅政華帶領偵察員、警犬隊，攜帶著探雷器等裝備，來到河北省徐水具。
在當地公安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按照白寶山供認的線索進行了大範圍搜尋。
他們在徐水火車站北部的荒草地裡，找到白寶山描述的那片墳地，並找到連成直線的七棵樹，在第七棵樹下，挖出白寶山掩埋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
經北京市公安局技術部門鑑定，該槍正是搶劫的高井電廠哨兵的槍支。白寶山用此槍殺害了“八一”射擊場哨兵趙長文、徐水高炮團哨兵蔣鵬程，擊傷軍人餘啟明、霍建軍、擊傷民警王建慶、肖遠、孟彬、姜書啟。
根據陶部長的指示，公安部五局張新楓局長打電話給在新疆的劉曉輝，要求加強協查力度，千方百計查詢“八一”搶下落，查證其他有關線索。
9月6日晚18點10分，北京市公安局向新疆通報了對白寶山的審理情況：
白寶山供認，“八一”式自動步槍被拆散後扔掉，具體地點：從邊疆賓館後牆翻出，過一土坡，又過一道鐵絲網，大約200米，穿過兩道衚衕，翻越一處1．5米高的短牆，有一夾道，地上有許多泡沫磚，白寶山把槍的零件用磚蓋上，可能有的零件還能看見。
白寶山供認，在天池殺吳子明時，共開了七槍，將吳子明的身份證等物，裝在一塑料袋內，埋在一塊大石頭下邊。
白寶山供認，在其服刑期間，1993年8月，將北京犯人李寶玉殺害，1994年4月，將北京朝陽區人傅克軍殺害。上述二人均是他的獄友，殺死後均埋在監獄原牛棚現豬場的後邊。
9月7日，北京預審處再次打電話給新疆公安廳四處，通報了白寶山交代的於7月底搶劫一輛紅色摩托車，殺害摩托車手的罪行，並提供了殺人地點。此摩托車，白寶山於8月8日在作案時使用，後怕暴露，於8月中旬，從147團附近的公路水泥橋上，將摩托車推入水中，並用匕首將車胎刺破。
9月6日下午，自治區公安廳張秀叫廳長親自部署，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長張彥勇、副局長張海、刑偵處長黃亞波率領刑偵處偵察員來到邊疆賓館，對邊疆賓館周圍兩公裡範圍內十幾條巷子逐一進行搜尋，在新疆大學西側保溫材料廠院內的一個夾道，找到掩埋的“八一”式自動步槍。槍號11126210，無子彈，槍的部件已拆散，但無一丟失。
起獲的“八一”式自動步槍由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進行鑑定，證實正是殺害徐水高炮團哨兵蔣鵬程搶劫的槍支，同時也是殺害北京德勝門外女煙販許桂花、殺害石河子149團警長姜玉斌、民警時春勇，殺害邊疆賓館7名漢、維、回族群眾的那支自動步槍。
9月7日，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長周傳強、刑警大隊副大隊長黨新民、技術科長江援朝等人，帶領民警並調來一臺推土機來到石河子新安監獄，在牛棚附近挖掘李寶玉、傅克軍屍體。
下午兩點，挖出屍骸一具，距地面約2米深。
經與北京核對牛棚平面圖埋屍位置，晚上8點挖出第二具屍骨，該地點距牛棚牆壁不到半米。
9月8日，自治區公安廳四處張卓敏副處長、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長周傳強，帶領偵察員，查詢摩托車搶劫案中被害人的屍體及有關物證。由於白寶山描述的地貌待徵明顯，他們很快找到那條有水泥牛渠的石子路，找到棉花地和毛渠。毛渠附近有一個土堆，被害人王吉平的一隻腳還露在土堆外邊。
白寶山交代，在天池殺害吳子明後，將吳於明的身份證等物藏在一塊大石頭縫裡。
9月7日、8日、9日，烏魯木齊市、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的民警冒著雨加雪的惡劣天氣，在天池風景區上方的馬牙山下大鍋底坑附近連續搜尋了三天，沒有發現吳子明的有關物品。
新疆公安廳及時將上述查證情況上報公安部。
二、把案子辦成鐵案
9月5日，新疆公安廳副廳長楊德祿及“97系列槍案”領導小組成員，果斷地將白寶山、吳子明線索上升為一號線索，並向北京市公安局發出查緝通報。而後立即調整偵查部署，集中偵查、技術骨幹，加強對白寶山、吳子明的知情人查訪及物證查證工作。
楊德祿副廳長根據廳長張秀明的指示，要求區公安廳四處、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及有關地區公安機．關，全力搜集整理犯罪證據，把案子辦成鐵案。
9月5日夜至9月6日，偵察人員分別深入新安監獄、石河子147團查訪，並對吳子明家及白寶山、吳子明、謝宗芬租住地進行全面搜查。在租住房屋床下搜出第二條撬棍，並搜出白寶山的掛槍套（謝宗芬為其縫製）以及毛毯布邊、酒瓶等物，為定案提供了新的物證。
新疆公安廳以確鑿的證據，證實白寶山系“京、冀、新系列槍案”的主犯，證實吳子明系“97新疆系列槍案”的主犯之一，證實天池無名屍就是吳子明。
主要依據如下：
白寶山居住北京石景山地區，原籍河北省徐水縣，曾在石河子服刑，此三地與“京、冀、新系列槍案”發案地點完全一致。
白寶山1996年3月7日刑滿釋放，1997年2月來到新疆，到8月16日始終在新疆活動，具備在京、冀、新三地作案時間。
白寶山前科犯罪有使用棍棒襲擊被害人頭部的手段，與北京石景山“3·31案襲擊哨兵手法相同。
白寶山在服刑期間與同監犯人李清亮談到出獄後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搶槍，如何搶劫，作案後如何逃避打擊，手法特點與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況相同。其主觀犯意與系列槍案犯罪的客觀實施過程相符。
白蘭山、吳子明具備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車。
吳子明的血型、身高、體態、年齡與天池無名屍相同。
吳子明的牙齒特徵與死者完全相同。
吳子明離家時的衣著，與死者相符。
吳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褲子與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縫製工藝特點、品牌、布料材質相同。
從吳子明住室內起獲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紋，與死者指紋認定同一。
在吳子明家中查獲的筆記本上記載的白寶山、謝宗芬住址分別與白寶山、謝宗芬現住址相同。
新疆專案組的技術人員對各類痕跡物證進行了鑑定。
在白寶山、吳子明租住的房間內搜出的絨毯殘塊，與烏魯木齊市“8·19”案現場提取的包槍絨毯分離線完全吻合，屬同一整體分離物。
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殘塊與“8·19”案現場提取的提槍袋揹帶分離線完全吻合，認定為同一整體分離物。
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與犯罪嫌疑人遺留在“7·5”現場附近樹林中的撬棍種類相同，與犯罪嫌疑人打製撬棍情況相符。
犯罪嫌疑人遺留在“8·19”現場包槍袋內提取的毛髮，經鑑定與吳子明血型一致，均為“Ο”型。
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機關在白寶山住所搜出5-4式手槍一支，槍號為6538589，與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姜玉斌被搶的手槍搶號相同，經檢驗，系天池“8·26”案槍殺吳子明所用手槍。
在白蘭山住所搜出7．62毫米步機彈，彈底標識與上述案件現場提取的彈殼彈底標識相同，均為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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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白寶山供認，在徐水起獲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槍號與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範龍澤被搶槍支槍號相同，經檢驗，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襲擊軍警人員使用的槍支。
根據白寶山供認，在烏魯木齊起獲的“八一”式自動步槍，槍號與徐水“7·27”案被搶槍支槍號相同，經檢驗，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烏魯木齊“8·19”案所使用的槍支。
白寶山足跡與徐水案件現場遺留足跡認定同一。
1997年9月7日，系列槍案新疆專案組向新疆公安廳黨委報送了《系列槍案偵破工作有關情況的簡報》，報告了偵破白寶山案件的線索來源，工作過程和定案依據。
至此，“京、冀、新系列槍案”新疆方面的偵緝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內所設路卡全部撤消，此案畫上圓滿的句號。
三、經驗及教訓
白寶山案件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從表面上看，這是一起由搶劫槍支到搶劫財產的蓄謀的連續犯罪。案件引起社會嚴重關注，其一是罪犯在實施犯罪時，十分猖獗地連續襲擊軍隊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殘忍地連續殺人；其三是在公眾場合明目張膽開槍搶劫，殺害多名各族群眾，造成惡劣影響，細緻分析，此案又與一般的搶劫殺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點，是罪犯帶有明顯的報復社會的傾向。
罪犯的殘酷是令人震驚的，他在監獄，只由於受了閒氣，便不動聲色地採用同樣的方法，連續把兩個犯人殺害埋掉。回到北京，搶槍的直接目標，是殺害他認為刁難他的片警。在獄中，他揚言出來就要殺人，甚至說到幼兒園去殺孩子。他殺了同夥人吳子明，唯一沒殺害的謝宗芬，他也為她挖好了屍坑。從他的一貫性的思想看，搶錢是他的目標，但殺人也是他的目標，甚至是他宣洩自己，報復社會的更為重要的目標。這樣，就不難解釋，白寶山在實施搶劫槍支和搶劫財產的犯罪過程中，為什麼會接連不斷地殺人？這不僅僅是他作案的需要（如他所說，他揚言沒有殺過無辜的人，這其實是一種蒼白的狡辯），這也是滿足他報復心理的需要。
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大案，都有著相近的特點。
安迪·柯爾，先後殺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為了在殺死他們之前，拼命地抽打他們，以宣洩對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滿。
保羅·諾樂斯原也是個盜竊犯，他從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後的4個月裡，他瘋狂地連續殺害了17人。
卡車司機薩克利夫連續勾引J女和普通女人，肢解並殺死她們，他肢解16歲女售貨員珍妮引起極大的民憤，警方為偵破此案調查1300O餘人，其中4000人的證詞被記錄。薩克利夫前後殺害11人，手段極為殘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
白寶山與他們不同，但報復心強、性格孤僻、有嚴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視社會轉而仇恨人類——這些特點卻十分相似。
白寶山被捕後，劉曉輝經請示張新楓局長，就白寶山的犯罪原因等問題，對白寶山進行了一次特殊的審訊。
審訊長達8個小時。劉曉輝說：“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談一談怎樣避免犯罪的問題。你是個做父親的人，你有兒女；被你殺害的那些人，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有兒女。你是否想過，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還有他們的孩子，都會受到什麼影響？我們討論犯罪的問題，就是為了避免再出現你這樣的人，使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受到傷害。我希望我們能共同探討，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
白寶山被捕後，比他在外邊橫行時要理智得多，給人的印象，你甚至覺得他始終是個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們前文所述，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對前罪的判罰不滿，認為偷玉米打傷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兒的來信使他深受刺激，發誓要為他們搶劫300萬，讓他們過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給他辦理戶口和身份證，使他無法生活。這三條中，第一條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礎，第二條成為激發他犯罪的動力，第三條只是個誘因。可悲的是，像白寶山這樣孤僻而固執的人，一旦確立了自己的目標是很難改變的。他的智力發達、體能充裕，內心殘忍，這就更為可怕，對社會和他人形成極大的威脅。
白寶山的犯罪過程與他在新疆監獄中的預謀是完全一致的。從他在監獄利用當“零星犯”的機會，積累子彈，積累槍械知識，到他搶奪槍支，殺人，搶劫去新疆的作案經費，再搶短槍，實施搶劫140萬鉅款——整個過程一脈相承，十分符合邏輯。究其根源，仍與他的仇視、報復的心態連綴在一起。可以說，從他收集子彈起，他後來的犯罪就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當然，白寶山也有他的兩重性，這主要表現在對待他的母親和大弟、仍保持著一份親情。再有，如他所說，在他剛剛出獄的時候，對生活前景曾抱有過一段短暫的希望。20天后，他搶了熱電廠武警的步槍，這個希望已徹底混滅了。
劉曉輝處長花了大量時間，從白寶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談到最後一個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細節，在分析白寶山犯罪的心理過程的同時，從偵查學的角度捕捉白寶山個案中的普遍意義。
透過這次審訊，劉曉輝依據白寶山的供述，總結出涉及獄政管理、公安基礎工作、重點人口管理、快速反應、盤查堵控、專案調查、緝捕項工作的33條經驗教訓，呈報公安部領導，送達新疆公安廳四處和北京市公安局二處。
北京、新疆方面均認真進行了研究，並制定了相應的措施。
採訪張秀明廳長是新疆下第一場雪的時候，我從昌吉市返回烏魯木齊。路面凍得像鏡子，司機小心翼翼，不能踩剎車，否則就會橫著滑出去。
在張秀明廳長的辦公室見到他。張廳長身材較高，戴眼鏡，是一個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級幹部，談話間，會把眼鏡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間裡來回走動。
他告訴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頭子，然後笑了。
新疆“8·19”案件發生時，他派楊德祿、張彥勇、張海去現場，他在指揮中心掌握整個動向。這天之後，他和楊德祿副廳長，買買提·肉孜副廳長，天天碰情況，分析案情，做出決策。“8·19”大兵團圍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團挖地三尺、天池無名屍一追到底，這些關鍵性的環節上，張廳長堅持一條：廳黨委定了的事，就要堅持下去不動搖。
張廳長說，動用警力，該動用的就要動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勞的。這次我們大約動用了六萬人次的警力，不過過篩子，心裡踏實不下來。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點工作，這方面絲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張廳長說，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總結勝利也要總結哪些地方存在失誤和不足。
他認為，這次案件的偵破，充分發揮了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作用，運用了現代技偵手段，體現了基層民警聞風而動雷厲風行的威力。同時，這又是各地區協同作戰，各警種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區協同作戰，縮小了各地區的距離，縮短了時間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一旦突破，迅速將犯罪分子予以捕獲。
張廳長說，各地區沒有理由封鎖消息。相互協作，這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刑偵格局。我們警察站在全域性利益上想問題，實施好每一個工作環節，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這是實實在在的貢獻。這個案子併案之後，無論北京還是新疆，都為案件的破獲，立下了汗馬功勞。
他告訴我，新疆警察是很厲害的，一聲令下，指到哪裡就能打到哪裡。他們付出的很多，條件艱苦，沒有節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邊的基層民警是這樣，各級領導也是這樣。大家都沒休過星期天，星期天是我們分析案情最好的時候。
這個案子前後17天（指“8·19”案發後），驚動了全國，過程圓滿，沒留下遺憾，沒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綜合的，公安部的協調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動，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區廳的部署，一步扣一步，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處理，有個大局問題，部裡充分考慮了這個大局。
案子的性質十分惡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頭指向國家機器，侵害物件是我們的軍隊，這是公然的挑釁，是決不能容忍的。
為什麼他能夠在監獄裡殺人？這說明我們在監獄管理、犯人改造方面還存在著問題。我們的改造政策，改造過程中運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顯然做得不夠。我們把戰犯都改造了，決戰不一定在戰場，在人心的征服。為什麼會出現白寶山，從初犯一步步到惡貫滿盈的傢伙，到殺都不足以平民憤的傢伙，這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偵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懲罰，這是我們公安機關的硬指際，案件要破，要公佈於眾。公安機關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應。同時，我們也需要社會的各個環節發揮作用，各司其職，使社會良性化。沒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須打擊，但有矛盾，不應該使它激化。
張秀明原籍山東，在新疆長大，他畢業於新疆大學，父輩是老公安，對新疆很有感情、張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統工作，後來調到地方上，當過多年的市委書記、地委書記，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問題專家。調回公安廳擔任廳長，後來擔任新疆黨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綜合治理上，是個強勁派。
採訪楊德祿副廳長，是在整個採訪工作將要結束的時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談談，他就把我“發”了下去，告訴我，我們沒什麼好寫的，多寫寫我們下邊的民警，他們的工作很辛苦。
楊廳長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後宮一帶，是天津的老戶。他16歲當公安兵來到新疆，很快就轉到公安上，1960年開始接觸刑偵工作，從基層一步步升為主管刑偵工作的正廳級副廳長。
給我的感覺，楊廳長平易，在刑偵系統威信很高。他的威信來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業務上要求嚴格，眼睛裡不揉沙子。下屬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說不清，線索根據不足查得不細，到楊廳長面前是過不了關的。
楊廳長告訴我，偵查工作，沒有常勝將軍，不都是過五關斬六將，麥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視了，就是沒破，這樣的案例也是有的。這項工作不像有的偵查通訊上寫的那樣，從開頭到結尾都英明，實際上這項工作很辛苦。
楊廳長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來，但出了案子，工作來了，他會想得很周全很細緻，安排下去，組織偵察人員偵破它。
關於白寶山案件，他從業務角度說得多。對於新疆，這是個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終砸在尋找罪犯的落腳點上。“8·19”案發到9月5日白寶山被抓獲，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對案件的基本判斷，重點區域的劃定，幾處現場特徵的捕捉，物證的運用，以及並實後的工作，都是準確的，沒走大的彎路。
楊廳長說，最早兩起涉槍案件，在149團殺了我們兩個警察，引起廳裡的重視，派張卓敏過去參與工作。一週多，無重要進展。當時烏魯木齊對外經濟貿易洽談會要召開，北京十五大要召開，這是一個不安全因素，所以召開了8月18日的會議。張廳長要我出面，上上螺絲，我出面都是上螺絲。會上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在141與149團的中間地帶可能有一處落腳點；二個是防範他們到烏魯木齊來作案。要害部門、銀行系統、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佈置。結果他們第二天就來了。當時案子還沒跟北京連上，部裡調子彈，開始我的指導思想是立足本地解決問題。新楓、曉輝打電話，認為並比不並好，並上條件多一些，並不上對新疆的工作也無大影響。送彈，結果並在了一起，當時就意識到責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來的大案件，和北京一併案，影響更大，壓力更重，當然，破了案子，挽回的東西也更多一些。全國併案會開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證，有目擊者，這是破案最基本的條件。新疆是重點，這是責無旁貸的。時間不由新疆決定，部裡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帶著槍支躥回北京不好辦。這時離十五大召開還有10天左右。我說案子能破，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沒十分把握。最後定的調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結果比預想的好，白寶山在十四屆七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這個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廳黨委抓總，組織了領導小組，制定方案；曉輝留下，代表部裡協調督辦。
石河子派張卓敏先過去，研究開會佈置。不久阜康訊息過來，我和曉輝去了天池。把死亡時間定了，傾向於內部火併。回來向張廳長彙報。他說，曖，老楊，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們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這種感覺。找屍源，讓法醫整理一下，屍體像個鬼。147團找，兵團找，不能離開重點。
兵團開一個會，王漢儒副司令主持。兵團是半軍事化，這個會議很重要。這樣下邊能動起來，能召集起會議，不能只是個別走訪。晚上，我和曉輝在石河子，馬榮市長請吃飯，說起這條線索。一個北京犯人要子彈打野豬。地方上的領導人瞭解資訊範圍廣，一般是他聽了認為重要，反映過來。結果這條線索查出了情況。
總結整個破案過程，正面經驗，反面教訓，應該說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級各地公安機關直至公安部的絕對重視，哪一個環節都是綠燈，黃燈都不許有。部裡始終抓住沒放鬆。
第二，沒走大大的彎路。分析建立在現場情節、現場特徵的基礎上。重點區域，重點人員，沒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體現了廳黨委的集體領導，張廳長、買買提·肉孜副廳長，包括其他黨委成員，整天在想案子怎麼突破。張廳長從頭到尾都在指揮，透過我，貫徹黨委的意圖。我的想法天天向他彙報，商量、研究指揮思路、決策，整個偵破過程都是張廳長在指揮協調。
張秀明廳長做事乾脆果斷，定下的東西一抓到底。不喜歡粘粘乎乎，幹就幹出個名堂來。
第四，判斷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復員兵，可能參加過越戰，這個判斷始終沒有放棄。這是根據現場特徵做出的，對方心理素質這麼好，槍法準確，一舉槍倒一個，標準的軍事動作，單手開槍——雖然白寶山不是復員軍人，但在劃定偵查範圍時，這一塊不能丟。
第五，教訓方面，8月18日會議，分析到敵情，但沒想到邊疆賓館這樣的地方，是個缺欠。“8·19”那樣大的現場我們刑警沒遇到過，應該規範一下，哪些人應該到現場，哪些人不必到現場。埋藏槍支、贓款，到水上樂園去躲避，這是我們沒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實紮實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觀因素有一些，刑偵骨幹隊伍素質的提高、基層民警偵查的素質的提高是一個課題，這牽扯到公安的基礎工作了，是個長期任務。
總歸，“8·19”案在整個的偵查過程中，新疆打了一個漂亮仗。
採訪張新楓時間上最短，因他馬上要去開一個會議。
他認為這個案件的偵破，最主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走群眾路線，是依靠群眾，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說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眾依靠得不夠。偵破這個案子，不是哪個人有多麼神，這是集體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兇殘，在北京作案影響大，襲擊部隊，搞槍搞武器，當時有多種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針對軍隊的企圖。
犯罪分子總會犯錯誤，他離開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敗的一步棋。他從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響，我們抓住了破案的時機。
井案會上、正確劃定了一個北京人，一個新疆人，二人的關係，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勞改過的獄友。地點，重點劃定在石河子147團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預感到案子能拿下來。
一個關鍵地方，犯罪分子把槍包扔了，我們找到縫鞋匠，這是新疆精彩的一筆。我們去了這個現場，當時犯罪分子還在準備階段、這是確定犯罪分子落腳地的重要依據。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來的。趕在了9月5日七中全會開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長到石景山，到京西賓館見到陶駟駒，向中央領導報告，中央領導非常高興。
這個案件的偵破，不是偶然的，由於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無路可逃。這是各地區抓緊工作的結果，是方方面面的專家對犯罪分子深入刻畫的結果，是千萬基層民警共同努力的結果。
對這個案件的認識過程，北京經受的曲折比較多，這有個對案情的認識不斷完善、不斷深化的過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條件。沒有北京的長期工作，怎麼能迅速認定犯罪分子一個北京人，一個新疆人？沒有大量的前期工作，這個認識是得不出來的。
犯罪分子膽大，不慌，兇殘。是初犯嗎？是新手嗎？顯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們打過交道的人。為什麼上新疆，因為熟悉。為什麼熟悉？在新疆勞改過。北京人在新疆勞改過，去找他過去的獄友。這種分析，是站得住腳的，是科學的判斷。
我們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勞了，一些判斷後來被否定，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現場提供的線索，就覺得這個人到頭了。雖然還沒抓到，但在心裡，他已經活了起來。
併案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們付出過代價，拿出來的是反覆過多次的認識。這個認識，就具有價值。
張新楓最後仍歸到他的主題上去，強調，案件的破獲，最重要的是走了群眾路線。他說的這個群眾路線，是指走了依靠專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機關、依靠千萬基層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眾路線。集中了各地的優勢，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條件，從而破獲此案，取得大捷。
四、審訊白寶山
白寶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審判，這是公安部經過多方考慮，作出的決定。白寶山在新疆的案件社會影響面大，他在新疆也殺人最多，特別是“8·19”邊疆賓館案，死傷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眾。在新疆公開審判，有利於新疆的安定，有利於民族團結，這也是新疆各族群眾的願
望。
1997年12月3日，區廳四處靳鵬、烏魯木齊市局刑偵處張鎮、王煒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寶山。
白寶山在北京監獄的“特號”關押，押解必須保證絕對安全。在對白寶山案的預審和查證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毫無保留地把預審筆錄、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證移交給新疆警察，表現了全國一盤棋的大局意識。
但對於去新疆接受審判，白寶山存有顧慮。本來，他與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錯的，犯罪事實也交代得比較清楚，但他心裡始終嘀咕，審判地會不會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顧慮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邊疆賓館打死打傷了多名少數民族群眾，害怕到新疆在監獄裡遭到少數民族犯人的報復。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審判，判決前，他還能見一見家人。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對去新疆抱著牴觸的態度。
穩定住白寶山的情緒，做通他的思想工作，這對安全押解是一個重要環節。
兩地警察耐心做白寶山工作，向他講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樣的執法者。我們針對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針對你這個人。誰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辦事，在北京，在新疆沒有區別。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響大，你在那邊殺人多，搶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審判是必須的。你犯了罪，能夠認罪，好漢做事好漢當，就不應該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審判。
新疆的警察與白寶山做了接觸。北京的警察進一步講：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們不會歧視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夠繼續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達新疆，把最後這段路，圓滿地走下來。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從看守所出來，警方給白寶山戴上面罩、手銬、腳鐐，一路上8輛汽車，前面警車開道，把白寶山、謝宗芬等要犯押往飛機場。
民航方面已聯絡好，靳鵬等人押著犯人直接來到停機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飛機。白寶山押在後倉，謝宗芬在前倉
白寶山沒坐過飛機，飛機一起飛他就怕了，抓開面具要上廁所。張鎮和王煒架著他過去——他們也緊張，擔心在飛機上出事。還好，飛機平穩之後他安靜下來。張鎮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陽板放下，給他扎好安全帶。飛機飛行過程中，讓他吃飯，喝飲料，但告訴他，為了不影響別的乘客，儘量不要再上廁所。
3個半小時之後飛機抵達烏魯木齊。自治區公安廳四處的警察、烏魯木齊市局的警察來到機場，機場還聚集了十幾家新聞單位的記者。白寶山等人押解下來，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車。路上十幾輛車隨同，開到烏魯木齊看守所。
白寶山剛到烏魯木齊時，抵觸情緒仍大。預審科的同志分析，不要過高估計白寶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樣，認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從小沒享過福，做這麼大的案子，並沒享受過。這說明他有著普通犯人一樣的心理，雖然在殺人時不眨眼睛，但面對死亡，也眷戀這最後的時光。
為了做好白寶山的工作，看守所儘量為他創造些條件，買了新被褥，換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為他做些改善。白寶山剛押過來，戴著手銬腳鐐，第二天，看守人員就把他的手銬開啟了。這是一種待遇，也是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為他在生活上能夠更方便些。
來到新疆，他所擔心的事情並沒發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樣，以法律為準繩，人道地對待白寶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對白寶山都是很關照的。白寶山踏實下來，在新疆的預審過程中，他能夠積極配合，從而保證了對白寶山的審理工作的的順利進行。
白寶山、謝宗芬持槍搶劫殺人案由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於1998年3月3日上午10時正式開庭。
審判長由孟潮擔任。
在莊嚴的國徽下，白寶山戴著手銬腳鐐，站在被告席上。
審判長對白寶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 案逐一進行了法庭調查，依次是：襲擊高井電廠哨兵搶劫槍支案；槍擊裝甲兵司令部哨兵餘啟明案；槍擊巡警孟彬、肖遠、王建慶、姜書啟案；槍殺“八一”射擊場哨兵趙長文案；槍殺塗水高炮團哨兵蔣鵬程擊傷霍建軍搶劫槍支案；搶劫辛集、石家莊市場未遂案；槍殺德勝門女攤販許桂花搶劫煙款案；襲擊奎屯哨兵未遂案；襲擊141團“人影庫”案；殺害王吉平搶劫摩托車案；槍殺民警姜玉斌、時春勇搶劫槍支案；邊疆賓館殺害7人擊傷5人搶劫人民幣138萬元案；天池殺害吳子明案；服刑期間殺害李寶玉案；服刑期
間殺害傅克軍案等。
法庭出示現場照片、殺人工具、現場物證，宣讀被害人證辭和目擊證人證辭，白寶山對上述罪行供認不諱。
謝宗芬供認了跟隨白寶山去辛集、石家莊實施搶劫（未遂）的經過，供認了數次跟隨白寶山提取槍支、贓款、縫製掛槍袋等參與犯罪的過程，但她認為，她失去了自由，這都是在白寶山的脅迫下不得已的行為，並在法庭上宣讀了她的悔過書。
白寶山的辯護律師在辯護中認為，白寶山所犯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但就白寶山的認罪態度較好，並表示悔過，提請法院予以注意。
白寶山在做最後陳述時，顯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這是案件審理中，他第一次流下眼淚。
白寶山說：“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搶槍時就想到了。我想給後人留幾句話：犯過罪的人別學我，好好接受國家的改造，犯罪是沒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對勞改（釋放）犯別歧視。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對前罪的判決不服，那時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來殺成年人，如果判我無期，我老了，出來沒能力殺成年人，我就去幼兒園殺（孩子）。我還想說一句，謝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強迫她幹的，我殺她是早晚的事。我給她11萬，是為了堵她的嘴。我犯了這麼大的罪才有權力在這兒講幾句話，這個代價太大了，（那是）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今天……我對無辜死亡的人……（哭）……說聲對不起……（哭）希望以我為誡，不要做一個對社會有害的人……”
謝宗芬的辯護人在辯護辭中說：謝宗芬的行為是在白寶山的脅迫下做出的。脅迫有輕度、中度和重度脅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財產或隱私為手段，是輕度脅迫；以傷害他人身體為手段，是中度脅迫；以殺害他人生命為手段，為重度脅迫。謝宗芬所受的是重度脅迫，是以殺害她及她的全家相威脅。謝宗芬的行為是在其所受重度脅迫不得已而從事的行為。對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給予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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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宗芬在自我辯護中說：“我是農村婦女，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寶山逼我那樣做的。他打我，罵我，我不聽他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險。我上有老母，下有一雙女兒，請求政府從寬處理……”
然而，法律是嚴正的，法律也是無情的。
法庭莊嚴宣佈：白寶山犯有殺人罪，搶劫槍支罪，搶劫公民財產罪，情節特別嚴重，影響待別惡劣，危害特別巨大，依法被判處白寶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同案犯謝宗芬犯有搶劫罪、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白寶山的大弟，免於刑事起訴，無罪釋放。
1998年4月，一聲清脆的槍聲，結束了白寶山罪惡的生命。
後記
白寶山的案子已經過去了，無論這個案子影響多大，總歸已成歷史。
犯罪總是令人厭惡的。它給社會造成破壞，給他人的生命財產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懲辦罪惡是法律的神聖職責。
白寶山案件，留給我們一些什麼呢？
天生的罪犯是沒有的。由寶山一步步走向犯罪，有他的思想根源，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白寶山的思想脈絡分析起來很簡單，但背後的原因並不簡單。並不像他反覆解釋的那樣，由於對判決不滿，出獄之後便搶劫殺人。白寶山始終不肯承認，他由普通盜竊犯發展成罪惡昭著的殺人犯，一個中間環節至關重要——那就是由寶山在監獄裡兩次謀殺獄友。這與他的本性有著直接的聯絡，我們只能認為，他有著兇殘和懦弱的雙重性格。白寶山回到社會上，先後殺害了十幾條人命，按照他的說法，他不搶劫殺人，就無法生活（不是生存意義上的，包括心理意義上的
），我始終懷疑，他有嗜殺癖的傾向。在法庭上，他並不敢正視這一點，他極為不適地把責任全部推給社會，正說明他的懦弱。白寶山這樣的犯罪分子，犯罪智商很高，個人素質卻極低，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們本身就是包含著種種矛盾的怪胎是動輒殺人的狂妄分子。
的確，白寶山有著超一流的射擊技術，有良好的體能，極強的心理素質和一整套嚴密的反偵查手段，是建國以來所罕見的。他連續襲擊軍營，襲擊警察，在大型公眾場合公然作案，也為建國以來所少有。然而，法律是嚴正的，經過一年半的較量，白寶山最終也難逃法網，在北京、河北、新疆、四川警察的協同作戰下，白寶山這個破壞力極大的犯罪分子，終於走上了徹底覆滅的道路。
新疆警察是很令人敬佩的，回想起他們來仍覺得很親切，張秀明、楊德祿、黃亞波、周傳強、張卓敏、單笑夏、江援朝、龔興言、彭建國、靳鵬、何強、江笑天……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疆的採訪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靳鵬是個大個子警察，身高一米九，駕車時要把座位後推半尺，採訪中很長時間都是由他陪同我。他有過光榮的經歷，在一次追剿暴力犯罪團伙的戰鬥中，他險些就被歹徒引爆炸死。
張卓敏幾乎總在新疆南北到處奔波，一忽兒在巴州，一忽兒在阿克蘇，一忽兒又到了喀什——哪裡有大案子他就出現在哪裡。張卓敏患有糖尿病，為人卻很樂觀。有一個冬季，他去南疆追逃，時間緊迫，他只好一面通知當地刑警隊，一面親自上路設卡，雪夜攔截歹徒車輛，被同行們譽為“處級卡”。
在石河子，周傳強推開其他工作，細細叨叨地跟我從下午一直聊到晚上10點；江援朝陪我到沙漠邊緣的149團看姜玉斌被害現場，歸來路上天已快黑），發現一輛被通報的可疑車輛，立刻上前攔截——使我體驗了一次“臨戰”的感覺；龔興言告別時拱拱手，我知道他是說，拜託了，希望你把大作寫好。何強好講“怪話”，訴說一陣下邊基層工作的苦衷後，一擺手說，行了，我這裡什麼意見也沒有了。
在烏魯木齊，張彥勇請我吃飯，告訴我說，烏魯木齊在大案的偵破上沒有欠賬——這足以反映他的刑偵隊伍的綜合能力，他十分滿意。黃亞波說，我們會犯錯誤，犯罪分子也會犯錯誤，日寶山錯誤比較少，我感到，這是個對手。單笑夏酷愛刑偵工作，他在日記中處處都能體現出他對不斷偵破案件的渴望。
劉曉輝給人的感覺永遠都在忙碌，風塵僕僕，在全國各地飛翔。他已不在五局一處，調到反走私的最前線——海關總署反走私犯罪偵查局工作，依然很少呆在北京，依然要全國各地到處跑。曉輝對刑偵工作的感情篤深，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刑偵一線共同戰鬥過的朋友。
寫完這本書，我覺得完成了一項沉重的任務，不知道我的朋友們會如何感覺，也不知道我是否兌現了我在採訪時的承諾——在我的視野之內，我將如實地反映整個案件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