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幽靈，回到北京
時間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當白寶山回到北京的時候，他覺得天上的太陽格外燦爛。
他的身上帶著“釋放證書”，蓋著硃紅的印章——
白寶山，39歲，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縣，因搶劫、盜竊罪，1983年9月9日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現裁定釋放。
簽發單位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新安監獄。
簽發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說白寶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搶劫武器去殺人——就像開啟了潘多拉魔盒，一個罪惡的幽靈被開啟枷鎖，釋放出來，從此開始了他的新一輪犯罪史——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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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的1998年3月，當白寶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後陳述時說：“我出來並沒想重新犯罪，我給自己設計了兩條道路，如果我能夠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搶。”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講的全是假話。
下午，白寶山攜著笨重的行李，一身綠軍服——那是在石河子軍人服務社購買的，風塵僕僕回到他住過的老屋。北辛安的兩間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復存在。
這裡本來是他和妻子及一對雙胞胎兒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後，妻子已跟他離婚，帶著兩個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舊，屋子裡似乎還殘留著當年的溫暖的氣息。
白寶山離開時，大弟還沒結婚。現在大弟、弟媳和他們的女兒住在這裡。
白寶山推開房門，大弟和弟妹還沒下班，屋裡只有10歲的侄女在寫作業。他與侄女從未見過面。女孩用一種陌生的目光注視著他，大眼睛裡充滿了好奇。
白寶山叫出侄女兒的小名——他是從大弟的來信中得知的，並做了自我介紹。
他沒在大弟家久留，仍揹著他的行李，讓侄女帶領，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區的一處單元房。
見面是尷尬的，這一點白寶山早有預料。氣氛沉悶，母親難過了，背過身去抹一陣眼淚。繼父詢問了一些路上的情況。沒人提監獄，沒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還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來，得到訊息立刻趕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頓團圓飯。
無論如何，他是從大西北回來了。體會到久違了的家的氣氛，家的溫暖，見到了年邁的母親，見到了大弟。在白寶山心裡，只有他們是他最親的親人。從今以後，他可以翻掉過去的一頁，重新開始他的生活。
當然，並不是什麼都能盡如人意。他的歸來，也給家中帶來許多麻煩。住房是首當其衝的問題。家中本來一切好好的，他回來了，總要佔一塊地方，這使家裡本來就緊張的住房條件愈加緊張。最初幾日，先住母親家，以為權宜之計。
生活出路也是個問題。從監獄出來，發給他的22O元路費早花光了。他沒有錢。他還沒辦戶口，也就無法找事幹，一時並沒有生活來源。
母親賙濟他一些錢，從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補貼白寶山。歸來的第二天，大弟就帶他去了商場，花5O0塊錢，為他添衣服買鞋，又揹著媳婦取出1O00元交給白寶山，讓他治病（他剛從大西北回來時有病）。此後也常塞些錢給他，供他日常花銷。
白寶山打算做點小買賣，還打算學開車——但這都需要他先把戶口落下來。
現在的白寶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潛伏著的危險性，並沒有表現出來。他的思想陡然而起變化，主要與他辦戶口有關。
白寶山性格內向，平時寡言少語，不喜歡與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誰都不說話。內向人看上去老實，但不見得不聰明。白寶山的聰明絕對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著嚴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與他自幼的生活，與他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
1957年，白寶山出生於一個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鋼鐵公司的職工。他3歲那年，父親病逝。母親一人靠工資養活他的兩個姐姐、他和剛滿週歲的大弟4個孩子，當時的境況非常困難。因貧困所迫，母親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寶山的童年，是在徐水縣的農村度過的，直到1971年，白寶山13歲的時候，才返回北京。此時母親已經改嫁，繼父姓梁，也是首鋼工人。母親和繼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時候，白寶山沒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農村，家裡沒錢上學。回到城市，13歲的白寶山與比自己小五六歲的孩子坐在同一間教室裡上一年級，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他經常逃學，學習成績始終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學三年級時，他便輟了學。
家庭的變故和10年的農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寶山與“城裡人”格格不入，從小就極為寡言，有著嚴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礙。他不願與人交往，無緣無故就會仇視他們。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與自己最親近的人身上，對其他人充滿了敵意。
輟學後，白寶山很早就參加了工作，開始在一家街辦的醬菜廠當臨時工，那年他僅16歲。後來，到1976年，他18歲的時候，正式被石景山區第一電碳廠錄用，成為一名裝卸工。那時，他已長成一個細溜溜的1．80米的大個子。
在工廠期間，他幾乎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因他不愛說話，許多工友對他都毫無瞭解。廠裡民兵搞訓練，白寶山參加過一次實彈射擊，用“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打靶，每人打3發子彈，他居然打了個優秀。就像一個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點一樣，他一下子就迷戀上了打槍。那次之後，白寶山千方百計向親戚借到一支汽槍，下了班就揹著槍到附近的林子裡去轉悠，打鳥。一年之後，他的槍法練得極準，15—20米內，槍響鳥落，彈無虛發。同時，他的殘忍性也有所表露，夜裡他不睡覺，用氣槍瞄著打老鼠，一槍能把跑著的小老鼠打進牆角裡。
射擊似乎是他的一種天賦能力，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快樂。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隨便一抬手，不用瞄準，就能“三點成一線”。
孤獨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們不喜歡交流。孤獨的人做什麼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
。當然，孤獨並不決定一個人走什麼道路，不過孤獨的人可能比開朗的人危險。如果白寶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襲擊八一射擊場，而是有幸能參加裡邊的訓練，或許他能成為射擊高手，說不定能獲得奧運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條罪惡的路。
白寶山23歲結婚，妻子是本廠女工，也姓白。一年後，他們生下一雙兒女，龍鳳胎。白寶山是十分顧戀小家庭的人，他所掛念的還有他母親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貧困，特別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後，生活負擔驟然加重了。不能說貧困一定導致犯罪，但貧困對白寶山的心靈的確生產了無法排除的負面影響。加上他的獨往獨來，加上他無論白天黑夜喜歡四處遊蕩，加上他的“蔫大膽”，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陰暗心理，加上周圍“壞孩子”的影響——盜竊的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開始是小偷小摸，他偷過糧食，偷過木頭，偷過別人晾曬在外邊的衣物，漸漸發展到偷人家院裡的腳踏車，勾結鄰居家的孩子，結夥人戶行竊，潛入工廠盜竊生產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領地擴大了，但他“顧家”的意識並沒泯滅。這從他銷贓後拿出相當比例的錢分給自己的親人這一點，可以得到證明。
他的盜竊行為觸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餘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區人民法院以搶劫、盜竊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兩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寶山作為北京調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直至刑滿獲釋，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寶山回到北京，已經跟10幾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幹了，做什麼他還要再想一想。現在他的首要任務，是先把戶口落下來，辦理好身份證等手續——然後先找一份合適的工作。現在的白寶山應該說存在著多種可能性，犯罪，並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戶口、程式和它的負面效應
據白寶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見到負責戶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釋放證和有關材料。釋放證上標著這樣一行字：“本人必須在3月24日前將本證明書送達北京市石景山區XXX派出所，辦理戶口登記手續。”
這位片警正忙著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陣，口氣冰冷地說：“戶口馬上辦辦不了，起碼要等半年。”
白寶山口吃，一著急就更口吃，他結巴著頂撞了一句：“我有釋放證，為……為什麼還要再等半年？”
片警聽著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說：“你要是這樣講話，那就再等兩年。”
或許這位片警就是這樣的辦事作風，在他看來，對待像白寶山這樣的從大西北回來的釋放人員，就應該用這種口氣說話。
白寶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覺到被歧視，他像所有刑滿釋放人員一樣十分敏感。一種憤懣、一種敵意、甚至一種仇恨意識，立刻從心底翻了上來。
在此之後，他一遍遍跑派出所。開證明，沖洗照片，填寫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說的一樣，一次次向後推延。戶口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白寶山在後來的供詞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戶口，先後跑了六七次，他們就是不給我辦。我認為，我已經從監獄裡出來了，起碼也是個公民，可派出所不給我辦戶口，我吃什麼？我不能靠父母養我一輩子？我這個要求不過分，我要生活。”
關於白寶山申報戶口問題，有關部門做過調查。
派出所原負責該片的那位片警說：“1996年3月，白寶山持釋放證來我所辦理戶口，我要他寫出書面申請，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來，因照片不符合規定，要他補照。幾天後重新交上來之後，我對其進行入戶調查走訪，多次上門，白寶山均未在家。5月，白寶山的姐姐稱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寶山戶口事宜轉交給新任外勤民警小呂。”字裡行間，都是秉公辦事。那麼，白寶山的情緒是從哪裡來的呢？
新任民警小呂接手後，曾去白家訪問，白寶山外出未歸。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戶口，小呂在白家見到白寶山，與他做了談話，訪問了周圍群眾，掌握了基本情況。1997年3月向上申報，再次到白寶山家回訪，白寶山的大弟說，他已去了外地。白寶山的戶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戶。
這漫漫的戶口辦理的過程，也正是白寶山頻頻作案的過程。白寶山戶口辦理的一年半時間裡，白寶山作案10餘起，殺害15人，而他的戶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寶山做最後一案，殺掉同夥的前一天。白寶山的戶口辦下來了，但距登出它的日子已經不遠，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發人思考的諷刺。
辦理戶口是要經過一定時間，是要履行有關手續，但是不是一定要辦理一年半的時間？勞改釋放人員重新回到社會的懷抱，他們要重新生活，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應給他們以溫暖，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存條件。如果不是歧視，不是刁難，不是一拖再拖，或許白寶山這個本來就存在危險，本來就敵視社會，有著嚴重心理缺陷的曾經犯過罪的人，不會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搶槍殺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滅了，白寶山身上僅有的那一點點良知喪失殆盡，我們現在開啟的的確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確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開啟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並不是監獄簽發的釋放證，而是我們某些民警的作風。這件並非小事的小事，維繫著白寶山的生存希望，關係到他對社會的基本態度。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認為，這是誘發白寶山重新犯罪的一個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寶山一遍遍地強調，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為派出所不給上戶口。“不給我辦戶口，這就是不讓我生活。我只能去搶。我認為，派出所故意刁難我。我對我母親說，派出所要我送禮，我連吃都吃不上，拿什麼東西送給他們？”
不久之後，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後邊的小山上，時常出現一個穿著綠軍服的高個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鍛鍊跑步，在一些軍事機關駐地的周圍潛伏下來，靜靜地觀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選擇著他的目標。
白寶山出獄時為自己設計了兩條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個月，他就認為第一條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條路可走。他要搶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識裡，搶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個片警。
一個態度，引來了一場災難——而我們的片警，至今仍矇在鼓裡……
三、狡猾、殘忍的犯罪分子
在一個月內連續不斷襲擊軍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寶山。
他想‘犒槍”，殺掉那個不給他上戶口的片警，懷著極大的仇恨。
白寶山在西山轉了幾天，觀察過幾處兵營，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條件都不理想。最後他選擇了高井電廠，因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電碳廠距熱電廠不遠，上下班路過熱電廠大門口，經常看到那裡有哨兵背槍站崗。
3月31日晚上，白寶山跳牆進入電廠，並沒想當天動手，他是來踩點的。但他遇到了好機會——值勤哨兵身體不適，蹲在地上嘔吐。這使他輕而易舉就得了手。
搞到槍，白寶山反而冷靜下來。他想，殺掉那個片警，他的戶口問題也解決不了，還會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幹點別的。
“五六”式步槍目標大，不好隱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個洞，把步槍埋了起來。
挖洞，這是在新疆浪跡過的人都擅長的一門技術。白寶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齊齊地挖下去，洞為長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橫著放兩個圓木棍，木棍上墊上厚木板，上邊壓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偽裝。你就是從他做的洞上走過，也不會發現腳下的機關。
有了槍自寶山的膽子就大了起來，但長槍攜帶不方便，白寶山打算利用長槍再搞短槍。
於是他又襲擊了裝甲兵司令部留守處的哨兵。留守處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揹著的是空槍套，裡邊並沒有裝槍。
那天黃昏他步行從山坡上走下來，隱藏在小松林裡，觀察哨兵人數和換崗情況。一切摸清之後，他連著打了兩槍，哨兵始終在跑——他認為步槍的準星有毛病，並當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開槍後白寶山先撤進附近的一個村子裡，又沿小路跑到河邊。
他蹲下，把步槍內的子彈全部退出，又重新壓滿11發——這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最大壓彈量。然後把槍裝進毛氈袋子，朝“雅療”醫院方向走，從那裡進入石景山經濟開發區。
此時夜深人靜，大街上空蕩蕩的。白寶山提著槍包，沿西黃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園區攔下一輛從身後開來的麵包車——接下來就是我們已知道的情景。
槍戰發生後，白寶山邊打邊退，很快打出9發子彈。這個數字他記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須留下兩發。這時他已退出了幾十米。
按照白寶山的交代，開槍後他就再沒看到警察，沒聽見警察開槍，也沒發現警察追擊。他朝東跑下去，跑過二三百米，來到一座紅牆跟前（事後證實，這是北京燕東招待所），他翻過去。在紅牆內，走了30幾步就蹲下來，把槍膛裡的兩發子彈退出，黑暗中1顆子彈掉到地上，沒有摸到。他又裝滿11發，跳到牆外，隱蔽在樹叢中。
不久他聽到警察的對話聲，正在向這邊搜尋，距他大約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氣息。
他聽到一個警察問：“有人嗎？”
另一個回答：“沒有。”
然後靜了一會，他們便撤了回去。
白寶山再次翻紅牆進來，向前走到對面，蹬著牆角又翻過一道高牆，翻牆時又遺失廠兩顆子彈，他沒時間撿，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鑽進一座果園，在那裡潛伏到天明。
他把槍和子彈埋在蘋果樹下，做好記號。等天亮之後走出來，跟著馬路上晨練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這次遭遇戰後，白寶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區再次作案的企圖，但他並沒放棄“搞短槍”的目標。
白寶山二姐在房山縣某農場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經過八一射擊場，偶然發現這裡的哨兵佩帶著短槍。
那天是4月18日。白寶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車。在射擊場周圍觀察了一圈，發現這裡的環境不錯。地理位置偏僻，離村莊較遠，周圍道路複雜，有開闊的玉米地——這為他的進退提供了方便。
白寶山做事膽大心細，以聯絡打靶為名，走到射擊場大門和哨兵搭訕，趁機觀察了大門內的情況。
4月20日下午3點鐘，白寶山騎腳踏車，帶著裝槍的帆布袋、塑料包裝、擦槍布，把帆布槍袋綁在腳踏車大梁上，偽裝成漁具，單身向豐臺進發。他經過大東門，拐向西南，再經過一條鐵路，過一座漫水橋，騎到射擊場。
在距射擊場200米處的一片玉米地裡，他把槍和子彈分別埋好。然後，他在那兒一直守到天黑，騎腳踏車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點，白寶山再次出發。這次他沒騎腳踏車。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廠的班車，在八一射擊場下來，抵達時間是下午5點半。
他來到玉米地，看看槍和子彈都在，順勢躺了下來，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個半小時。
哨上的情況他已摸清，哨位上有兩個兵。他設計了幾種情況。第一，他要潛伏到射擊場內部去打。如果兩個哨兵在一起，他開槍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沒在一起，他等待他們在一起時再開槍。第二，如果他被發現，與軍人發生衝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彈都打光，在這個過程中尋機會逃脫。第三，如果到最後仍不能逃脫，他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現在，他身上還有61發子彈——他共有子彈75發，打哨兵用去2發，與巡警遭遇，打了9發，退彈，掉1發，翻高牆，掉了兩發。子彈數目，是白寶山心裡最清楚的數字之一。
晚上9時，他從玉米地出來，提著槍往東走，從他看好的一段矮牆翻進去，迂迴著向大門靠近，趁哨兵不備，閃身藏進正施工的新大門警衛
室裡。
新大門向內收進去1O米，主體建築未完工，豎著腳手架。新的門衛室已蓋好，沒門窗，屋裡有個灰桶。從窗的位置可以看見大門和值班室的小門，隱蔽性很好。
他看到兩個哨兵出來進去，看到軍官查崗。時間還不算太晚，不斷有迴歸的人員叫門。
子夜時分，外邊開來一輛小車，在門口按喇叭。一個哨兵走出來。外邊問：“現在幾點了？”哨兵說：“一點多了。”然後開門，放車進來。小車剛剛開走，哨兵回身鎖好大門——白寶山就在這個時候在空房子裡，舉槍向哨兵瞄準，開了第一槍。
哨兵搖搖晃晃地向後倒退，並沒倒下。他又瞄準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槍。哨兵手裡的鑰匙譁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經走出來，邊走邊朝哨兵的頭部補了第三槍。
然後，他走過去解下哨兵的手槍套。
這時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槍套輕飄飄的，裡邊並沒有槍。再想別的已來不及，他還是把空槍套摘下來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內還有一個兵，拉門看看那個兵在床上躺著，蒙著被子。他沒再開槍。白寶山在被捕後曾說起當時的情景，以證明他並沒有濫殺無辜。
他很快順原路退出來，沿公路走過鐵路橋。夜色中他看到橋墩下的草叢裡臥著4棵水泥電線杆，他把手槍套塞進水泥電線杆的空心裡。
這個處理並不妥當，這件物證能夠說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槍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裡的孩子發現了。他們拿著玩了幾天，又在莊稼地裡埋丟了。孩子們警惕性不高，沒把這件事告訴家長，這一線索也就沒反映到警方。
他的這個差錯，恰恰說明他當時心情惡劣。
路也走亂了，沒走他預先踩好的路線，只認準永定河方向，走到河邊逆水而上，尋找那個漫水橋。天亮的時候他走到西墳，爬上一座小山，這兒離他家已經不遠了。他選擇了一片槐樹林，在那裡用一堆枯樹葉把槍埋起來。當時只能簡單處理，因為天已經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槍運回原處。
早上6點，他來到母親家，換上一副剛起床的面孔。
這時他已不住母親家，母親為他租了間小房，白寶山單獨住在外邊。這樣，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麼。
白寶山連續作了4案，都逃避開警方的打擊。他並不把殺人當回事，毫不顧及他所造成的後果。他多次開槍，打死打傷軍人和警察。除了與巡警交火是一場遭遇戰，其餘全都是他有預謀地在進攻。
白寶山已成為一個冷血動物，一部血腥的殺人機器。他的殘忍性就在於：當他確定了某一攻擊目標之後，無論是誰阻礙了他，他都要把對方在肉體上消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