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就起不到“勸善”、“止暴”的作用。為了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家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等必須一致和互相配合。
法律上的賞罰和社會上的輿論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不可能“勸善”、“沮暴”。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反對徇私。做到“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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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墨家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墨家還提出“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做到“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與“殺盜人，非殺人”：墨家專論刑法的思想不多，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和“殺盜人（一說“人”字衍）,非殺人”。
前者是作為“墨者之法”（墨家紀律）規定的。基於這一精神，墨家對於定罪量刑，特別是死刑，都很認真、慎重。一再強調“刑法正”，同時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辦事。
《墨子??經說上》說:“罪,犯禁也。”《經說上》又說：“罪不在禁，惟（雖）害無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構成犯罪。“殺人者死”，是反對濫殺無辜，也是對當時貴族擅自虐殺無辜的譴責。但在《墨子??小取》中，卻提出了“殺盜人，非殺人”的命題，即並不反對殺盜。
原因在於墨家是在維護私有制的基礎上來談“兼愛”的。他們認為盜竊行為構成犯罪，是因其“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應當受到懲罰，甚至可以刑殺。
墨家雖然維護私有制,也不否定貴賤等級,但是他們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反對“虧人自利”和“不勞而獲”,特別是反對“富侮貧”、“貴傲賤”,所以他們要打擊的主要物件不是一般盜賊，而是“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的“當今之主”。
他們認為正是這些“當今之主”造成了“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飢寒並至，故為奸邪”。這是墨家在經濟上對勞動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於“利民”的經濟立法原則：墨家為了制止貴族“暴奪民衣食之財”，把“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稱為人民的“三患”。
而把致力於“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稱為“三務”。在他們看來，為了解除“三患”、實現“三務”，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僅要靠“兼相愛、交相利”，而且必須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充裕起來。
因此提出了立足於“利民”的發展生產和限制浪費的經濟立法原則。其一是，“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和“使各從事其所能”。墨家認為貧富不取決於“命”，而取決於人們是否努力從事生產，只要人們願意積極勞動並做到各盡所能，就能創造更多財富。
因此，統治者在立法時，必須以此為指導。其二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意即生產生活資料，以能滿足需要為止，不應生產奢侈品和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於人民生活，便應終止。
所以墨家提出“節用”、“節葬”和“非樂”等主張，反對貴族講究排場的各種禮儀和厚葬、久服（喪服）。但他們把音樂等精神藝術也看成是徒供貴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對，而沒有意識到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藝術。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點：一、兼愛——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充套件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二、非攻——反對侵略戰爭。（戰爭對於敗者的傷害及，傷人命、損其才，是沒有意義的破壞行動。而對於勝方而言，僅僅是獲得了數座城池與稅收，但總的來說傷害與損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行為。）
三、尚賢——不分貴賤唯才是舉。
四、尚同——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有一說法為“上同”，認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聽令百官，與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五、天志——掌握自然規律。（有一說法為天子代天行政，並借由上同的觀念推論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六、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經驗。（有一說法認為墨家說鬼所為並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說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惡。）
七、非命——透過努力奮鬥掌握自己的命運。
八、非樂——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鐘製造和演奏。（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於國家並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
九、節用——節約以擴大生產。反對奢侈享樂生活。
十、節葬——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錢財，守喪則需三年，三年過後人虛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響國家生產力，乃浪費之事。）
此外還有邏輯學等；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家在科學上的成就為眾多學者所稱讚，原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歷史學家楊向奎稱“中國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於或超過整個古代希臘。”
墨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與主張見墨家。
歷史學界至今無法確定墨子的真實姓名，有以下各種說法：墨子姓墨名翟，最傳統，最為大眾所接受的說法是，墨子姓墨名翟。
《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內都如是稱。《元和姓纂》明確說墨子乃孤竹君之後，本墨胎民，改為墨氏。而《新唐書??藝文志》也沿用這種說法。
墨子姓翟名烏南，齊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則稱墨翟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環記》也附和此說，並認為墨子姓翟名烏。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樹屋書影》更具體地提出：“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認為他姓翟，並將姓轉成名。
而“墨”是一種學派。晚清學者江瓊所著的《讀子卮言》承襲周亮工的說法，並進一步說明，以為古代確實有“翟”這姓氏，但無“墨”姓，而且戰國諸子中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都沒以姓作為學派名，因此墨應該是學派的名稱。
墨翟為“貊狄”或“蠻狄”之音轉，非姓名，近代學者胡懷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是用來稱一個不知姓名的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