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考察組 餘世誠執筆
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博物館收藏著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這是一本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革命文物。1986年2月，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李昌安曾對東營市政協文史委員餘世誠副教授關於加強對該文物的保護和研究的建議批示：“建議很好，望組織落實。”5月，在東營市政協的組織下，由華東石油學院餘世誠、中共中央編譯局胡永欽、東營市政協文史辦賈林志和廣饒縣博物館顏華組成聯合考察組，對該書進行了認真考察。結果如下：
§§§一、版本情況
許久以來，人們多認為我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是1920年4月或春出版的。*同志在談到他的思想轉變時，曾多次講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間，閱讀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本人也曾回憶說，該書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沒有發現這樣的版本。現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的中文譯本是淺藍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版本，中共中央編譯局儲存的也是9月本。北京圖書館儲存一本1920年8月版本，為殘本，沒有封面。中央檔案館儲存的則是1924年6月的“第三版”版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共產黨宣言》早期版本的發現情況，大致就是如此。後來上海發現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檔案館儲存。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上，刊載了該版本的照片和介紹文章。上海本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認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宣言》的中文全譯本最初出版的時間不是1920年4月或春，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時候，《光明日報》對此曾作過報道。但是，由於上海本是一個孤本、孤證，仍有人認為《宣言》中文譯本最初出版時間是1920年5月或4月。
廣饒藏本提出了新的情況並作出了新的說明。廣饒藏本，是平裝本，長18釐米，寬12釐米，比現在的32開略小一點。書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像，上端從右至左模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著者署名為“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全書用五號鉛字豎排，共56頁。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印刷及發行者是“社會主義研究社”。經調查和研究，我們認為：第一，廣饒藏本糾正了過去在上海藏本報道中的不確之處。廣饒藏本的封面標題是“*產宣言”，而不是“共產黨宣言”。《黨史資料叢刊》所刊載的上海8月藏本的照片和介紹文章，都標明上海本的封面標題是“共產黨宣言”。廣饒本和上海本報道的這一不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曾推測它們不是一個版本。但是，當我們親赴上海檔案館查閱原件時，發現上海的8月版本封面標題也是“*產宣言”。經過對照，廣饒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個版本。第二，廣饒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證”。過去，認為《宣言》全譯本在我國出版是1920年8月說，只有上海檔案館一本實物作證，被稱為“孤本”、“孤證”。現在有了廣饒藏本，在上海圖書館還查到了同樣的一本。這樣，再加上北京圖書館儲存的殘本，至少是有了4本8月的版本。現在，可以證明《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進一步弄清楚了出版情況。從廣饒博物館、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的收藏本封面標題都是“*產宣言”這一情況說明，8月版本封面標題之誤並不是發生在個別印本之上。這個封面標題錯誤，顯然是因排印和校對疏忽所造成的。並非什麼譯法不同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因為，翻開封面，正文第一頁豎排的標題則清楚地印著“共產黨宣言”。我們分析，正是因為發生和發現了這一版封面標題的明顯錯誤，又加之很快贈售一空，故在9月糾正封面標題錯誤，進行了“再版”。把中共中央編譯局的9月“再版”本與廣饒的8月“出版”本仔細對照，發現9月再版本除了糾正了8月出版本的標題錯誤和封面印色改為藍色外，其他一切都相同。從現有已發現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從8月版本封底印著“出版”，9月版本印著“再版”，中央檔案館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著“第三版”來看，也足可說明。如果8月版本之前還有一個版本的話，則8月本就應為“再版”，9月本為“三版”，1924年6月本成了“四版”。
§§§二、傳播情況
據調查，廣饒收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先是在濟南共產主義者手中，其後又傳到廣饒，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這一過程，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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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是山東問題。因此，“五四”時期山東的愛國反帝鬥爭特別高漲、非常廣泛。高漲和廣泛的政治鬥爭促進著馬克思著作《共產黨宣言》在山東的傳播。《每週評論》在幾個學校寄售。同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的主要文獻也是《共產黨宣言》。會員馬馥堂回憶說：“當時主要學習《共產黨宣言》。我把《共產黨宣言》、《響導》帶回家去，我父親看了，極為稱讚，說馬克思是聖人。”廣饒收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最初就是在濟南共產主義者中流傳、學習的許多本中的一本。
在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首頁右下角蓋有一方“葆臣”硃紅印痕，這說明此書曾為“葆臣”所使用、所儲存。而這位“葆臣”是誰呢？經初步調查，他是濟南的早期團員和黨員張葆臣。中央檔案館儲存的1923年12月15日《濟南地區團員調查表》表明，張葆臣是江蘇無錫人，1922年1月1日入團，後到濟南工作，從事青年運動。中央檔案館還有材料說明他是濟南團的負責人之一，主管“教育兼發行”工作。據1922年曾任濟南黨的代理書記的馬克先回憶，張葆臣是當時在濟南的7名黨員之一。據王辯、劉子久等濟南地區的早期黨員回憶，張葆臣當時在“道生”銀行做職員，在黨內管黨、團刊物的發行工作。“道生”銀行是沙俄在中國開設的銀行，總行設在上海，十月革命後仍繼續開辦。張葆臣是該行濟南分行的職員，常來往於上海、濟南，又在黨內負責黨團刊物、馬列書籍的發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這個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這本蓋有“葆臣”印痕的馬恩原著，曾在濟南共產主義者中流傳，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又怎樣傳到廣饒縣劉集村的呢？是透過另一名早期女黨員劉雨輝。
劉雨輝是廣饒縣劉集村人，曾在濟南女子養蠶講習所學習，後到蘇州女子產業學校就讀，1925年夏畢業後回濟南女子職業學校任教。在濟南期間，她結識了濟南女師的王辯、侯玉蘭、於佩貞、劉淑琴、王蘭英等許多女共產黨員。同年由於佩貞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們常和延伯真、劉子久、李耘生、張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學習和活動。這樣，那本蓋有“葆臣”印痕的《共產黨宣言》就輾轉到了劉雨輝的手中。1926年春節，她和同鄉延伯真、劉俊才（即劉子久）一同回家省親時，就把這本《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黨的宣傳材料帶回了廣饒縣劉集村。從此，這本革命文獻，便在這個偏僻的農村經歷了不平凡的50個春秋。
廣饒劉集黨支部，是在1925年春建立的。劉子久在幫助組建劉集黨支部時，曾從外地帶回過《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和黨的宣傳檔案。
這本《共產黨宣言》由支部書記劉良才儲存。其後，1926年春節期間，劉雨輝又給劉集支部帶來了那本蓋有“葆臣”印痕的《共產黨宣言》。這樣，劉集支部六七個黨員，就擁有了2本《共產黨宣言》。這在當時的一個普通的農村黨支部來說，是罕見可貴的。支部書記劉良才，經常在晚上召集黨員們，在他家的三間北屋裡，於煤油燈下學習《共產黨宣言》和其他檔案。入冬農閒時節，黨支部還舉辦農民夜校，由劉良才或其他黨員宣講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識。《共產黨宣言》又成了劉良才等同志備課的好材料。我們在考察現在廣饒收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時注意到，由於這本書當年被經常翻閱，以至於在書的左下角留下了明顯的黑汙痕跡和破損。農民出身的劉良才，只讀過幾年私塾，文化不高。但他勤學好問，眼界開闊，加之他對農村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有很深的體會，所以能很快地理解馬列著作的基本原理，並能深入淺出地宣傳給農民兄弟們。他從《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所闡明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求解放的道理中，認識到只有進行革命才能擺脫貧困，才有出頭之日。他經常給窮哥們講道：“現在世道不改個樣子，窮人家就難以改變貧困的命運。窮人家是走得慢了窮攆上，走得快了攆上窮，不緊不慢朝前走，撲通掉進窮窟窿。永無出頭之日。窮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得‘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跟著共產黨奔共產主義。”他說，“共產黨主張實現共產主義，將來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實現共產主義。”他常拿出《共產黨宣言》，指著封面上馬克思像給大家說，這些道理都是他講的。大家聽得津津有味，而且深深被感動了。大家說，“大鬍子”（指馬克思）說到我們心上了，我們照“大鬍子”說的去做，沒錯。
於是，在黨的領導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由劉集、延集燃燒到全縣。1928年12月，中共廣饒縣委成立，1929年初劉良才擔任縣委書記，下轄8個支部，黨員發展到70人。黨領導的貧民會會員達500人，能影響五六千農民。此外，還成立了青年團、少先隊、工會等組織。黨領導群眾進行了“覓漢增資”、“吃坡掐穀穗”、改造“紅槍會”、“砸木行”等鬥爭，打擊了敵人，鼓舞了人民。
眾所周知，《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傳播得最早、最廣泛的一部。它在大城市，在知識分子中，在領袖人物中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方面已有許多資料作出了說明。但是像廣饒藏本這樣的傳播情況，則是不多見的。它在當時山東這樣經濟、文化不發達的省，在廣饒這樣偏僻的縣，在劉集這樣只有百多戶人家的小村，在貧苦農民當中傳播，發揮著實實在在的作用，這對我們認識“五四”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廣度和深度，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
§§§三、儲存情況
作為革命文物來說，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寶貴之處就在於，它不是被束之高閣在某圖書館或某個角落靜靜躺了幾十年的一本書，而是同革命的風雨相聯絡，歷經戰火的磨難，飽浸著烈士的鮮血，經過幾代革命者的儲存，終於傳給後世的珍貴文獻。它有一番可歌可泣的經歷。
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逐步控制了山東，廣饒形勢越來越嚴峻。1930年11月，縣委領導幾百名黨、團員和群眾，在韓橋廟會上“砸木行”，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和仇視。隨後，他們加緊了對共產黨員的大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劉良才和劉集黨支部不得不銷燬黨的機密文件和學習材料。但是他們卻把印有紅色馬克思頭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包裹好，密藏起來。過了幾個月，形勢更加惡化，敵人多次搜捕劉良才未遂。1931年2月，山東省委調劉良才離開廣饒，到濰縣擔任中心縣委書記。臨行前，他把這本《共產黨宣言》轉交給劉集支部委員劉考文儲存。劉考文把它藏在糧食囤底下，有時又封進灶頭，有時轉移到屋頂脊瓦下面，一直沒有暴露過。1932年8月，廣饒鄰縣的博興暴動失敗，廣饒黨組織也受到嚴重損失。劉考文估計到自己有可能被敵人逮捕，就把這本《共產黨宣言》轉交給忠厚老實、不太引起敵人注意的老黨員劉世厚儲存。不久，劉考文等一批黨員被捕，劉良才在濰縣也慘遭殺害，廣饒黨的活動轉入低潮。但是，劉世厚和劉集的許多覺悟的農民，都堅信“大鬍子”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敵人的滅亡和革命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劉世厚把這本《宣言》，作為對過去鬥爭歲月的念想，對未來革命勝利的憧憬、希望和寄託，精心收藏起來，因而未落入敵手。
國民黨反動派，在其統治區實行法西斯專政，瘋狂地、大規模地進行文化“圍剿”。從三十年代起，他們頒佈了許多法令，把676種社會科學書刊定為“非法”的“禁書”，《共產黨宣言》被列為禁書之首。他們對儲存或閱讀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華民國”等罪名，或判刑監禁，或處死，這樣的事例全國各地時有發生。但是，敵人萬萬沒有想到，在山東廣饒劉集村的一座破舊民舍裡，卻儲存著一本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劉世厚用油紙把它嚴實包好，再裝進竹筒裡，有時埋在床鋪下面，有時藏在屋山牆上的雀眼裡，一次次躲過了敵人的眼睛。
抗日戰爭時期，地處廣饒、益都、壽光、臨淄“四邊”地區的劉集一帶，鬥爭更加激烈殘酷。在那艱苦的年月裡，日本鬼子和偽軍曾三次“掃蕩”劉集村，全村房屋幾乎被燒光了，但在劉世厚的儲存下，這本《宣言》安然無恙。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偽軍一千餘人突然包圍了劉集，見人就殺，見房就燒，全村立時成為血河火海。在敵人的暴行下，我83位同志被殺害，五百多間房屋被燒，釀成了聞名的劉集慘案。已經逃出村的劉世厚，心裡總惦記著這本書，又潛回村裡，硬是在火海中，從屋山牆的雀眼裡搶救出了這本《共產黨宣言》，使之又度過了一次浩劫。
在解放戰爭時期，廣饒劉集一帶雖然已成為解放區，但形勢仍然很不安定，時常受到國民黨軍隊的侵擾。劉世厚還不得不到處藏匿這本書。全國解放後，天下太平了，劉世厚才放心地把它從藏匿的地方拿了出來。
這本《共產黨宣言》，雖然經過幾十年的戰爭風雲和數十載的崢嶸歲月，紙張焦脆了，裝訂開裂了，邊角也破損了，但那水紅色的馬克思頭像還那樣清晰。這本書中宣告的真理，在中國已經和正在成為現實。劉世厚老人非常珍惜這本飽經滄桑的不平凡的書，他穿針引線，仔細地把這本快散架的書裝訂好。還在首頁的左上角蓋上了一枚“劉世厚印”，與最早收藏此書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後，用一塊老藍布包袱包起來，放進小漆匣裡，再放進大箱子裡。老人常常拿出這個小匣子，開啟包細細端詳一番。這成了老人的一種享受，小匣子也成了他的“寶匣”，家裡別人都不能動。一直到他84歲高齡時，才把這本寶貴文物獻給了國家。
§§§四、捐獻情況
1975年秋天，廣饒縣文管會顏華同志到劉集村，召集老同志座談革命歷史和徵集革命文物。參加會議的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深情地回憶了當年劉集黨支部的建立情況和黨員群眾的學習、鬥爭生活。興奮時，這些老人甚至手舞足蹈，唱起了當年的革命歌曲。有的獻出了當年用過的梭鏢，有的送來了當年開會學習用過的煤油燈，劉世厚則提到他還儲存著當年大夥兒學過的那本“大鬍子”的書。劉老所談情況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極大興趣和文管會的注意。大家都希望劉老拿出來獻給國家。可是，劉老此時倒有些猶豫了。他一是捨不得，二是不放心。這本書在劉集村經歷了半個世紀，自己儲存了四十多年，度過了多少艱難險阻，確實是捨不得。再說，獻出去後能保管得好嗎？能像自己那樣經心嗎？確實有點不放心。但是，經過大家的勸說和動員，他還是獻給了國家。大家在幾十年後又看到了這本《共產黨宣言》，心情都很激動。劉集發現了這本“大鬍子”馬克思寫的“寶書”的訊息不翼而飛，很快傳遍了全鄉、全縣。縣文管會也為能徵集到這份珍貴文物而高興。
不久，這本《共產黨宣言》原本奉命調省城參加展覽。或許是出於好心，主辦展覽的同志拆去了劉老精心裝訂的黑線，並把它陳列在展覽室內陽光最充足、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由於常常受到陽光的直射，6個月的展期完後，該書的面目大變。本來還很清晰的封面字跡和馬克思頭像，由於褪色而模糊不清了；紙張更加焦脆了，一動就掉渣，拆去了原裝訂線，全書幾乎散了架。
1985年，東營市政協在編纂文史資料時，注意到了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的價值。一些文史委員查閱了此書，並在文史委員會上進行熱烈的討論。大家認為，廣饒藏本《共產黨宣言》，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又有深刻的傳統教育的意義，還對我們的文物徵集、文物保護工作有許多啟示。它是我們東營市的一“寶”，又是我們全國的一份珍貴文物，一定要加強研究和妥善保管。
1986年省長李昌安批示後，東營市委和市政府立即成立專門小組，落實這一批示。5月8日，市委宣傳部和市府文化局在廣饒召開授獎大會。目前，縣博物館正採取技術措施，加強對該書的保護和管理。
1987年5月11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