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正在低頭思考的李耘生突然聽看守喊：站到窗前來！李耘生默默走到窗前，出乎他意料的一幕出現了，有個特務抱著他的兒子突然站在了窗前。李耘生大吃一驚後，立刻明白了敵人的險惡用心。為了不暴露自己，李耘生強抑感情扭過臉去，可眼尖的孩子早就看到了爸爸，他哭喊著，連聲叫著：爸爸，爸爸！你怎麼不要我了呀，怎麼不要我了呀？小手用力伸了過來。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讓李耘生一陣心酸，淚水一下子湧了出來。立在窗前的劉麻子猶如撿到一隻大元寶，狂笑起來：你這下還有什麼可說的？
李耘生罵了一句卑鄙，把手伸到了鐵窗外邊。當他就要握到兒子小手的時候，劉麻子高喊道：抱走！抱著孩子的特務猛地後退一步，扭身就走，身後留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李耘生心如刀絞，頭重重地撞向鐵窗，鮮血從額頭上冒了出來。
劉麻子對他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嚴刑拷打，每一次李耘生都被打得皮開肉綻。但任憑劉麻子使盡各種辦法，也沒能從李耘生牙縫裡撬出半點有用的東西。
在獄中，李耘生給大家講述列寧在1918年鬥爭的故事，講說《共產黨宣言》。他把《共產黨宣言》裡的每一個段落都進行了詳細的講解。當年的一位獄友後來回憶說：他被打得不能行走了，每次都是兩個打手把他拖回來。但這人就像是鐵打的，醒來也不叫一聲苦！
1932年6月8日清晨，牢門哐的一聲被開啟，看守扯著嗓子喊叫李耘生。李耘生知道，最後的刻來臨了。他脫下身上唯一一件毛衣，遞給了一位身體虛弱的同志：天冷的時候，你穿上它。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爛的長衫——這件長衫還是第一次出獄時妻子親手縫給他的，如今就要穿著它走向刑場了。他轉過身來，對大家說：我拜託你們一件事，哪位將來有幸出去了，請告訴我的妻子章蘊同志，讓她革命事業、養兒育女都不誤，兩副擔子都要挑起來！
說完這番話，他和獄友一一握手告別，高聲朗誦《共產黨宣言》裡的語句：“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神色從容地走出了監獄的大門。
囚車載著李耘生駛往雨花臺。
雨花臺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風光旖旎，歷史上本是帝王將相和文人墨客吟詠唱和之地，可自1927年始，卻成了反動派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的刑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這裡犧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就有十萬之眾。雨花臺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塊石頭，都曾經被烈士的鮮血浸潤過。
當李耘生倒在地上的時候，早晨初升的太陽灑落在雨花臺，照在他漸漸失去溫度的身體上。他胸口溢位的鮮血，流在了地上，形成了一汪血溪，在南京這個酷熱的季節裡，漸漸凝固了。
李耘生犧牲時，年僅二十七歲。
當章蘊從老家回到南京的時候，從一位同志口裡得知，自己的丈夫李耘生，已經犧牲一個月有餘了。這時，章蘊剛剛產下一女不久。
每當章蘊帶著那本《共產黨宣言》給工廠女工閱讀的時候，她都淚光閃爍。很多女工都是在《共產黨宣言》的影響下，成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的。
1982年6月8日，在李耘生犧牲五十年後，七十七歲高齡的章蘊夜不能寐，起身含淚寫下了一首“如夢令”：
回首雨花臺畔，別語匆匆遺願。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雙擔”。雙擔，雙擔，未敢白頭言倦。回首雨花臺畔，從此一家離散。遺腹女初生，千思萬緒相伴。遺範，遺範，兒女受人稱讚。
詞中的“雙擔”，是來自李耘生的遺言——革命事業和養兒育女兩副擔子要雙肩挑。一個月以後，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章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真是白頭未敢言倦。
上文中，曾多次提到一個叫延伯真的人。在山東省早期革命鬥爭中，延伯真舉足輕重，在很多方面，他還是一個標杆式的人物。他是青島支部發展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山東廣饒縣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在廣饒大王劉集建立了山東省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他比他的同鄉劉子久和李耘生入黨都要早。
大王鎮的延集村，至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延集村的人雖世代耕種，可也很注重後代識文斷字。清光緒三十三年前，就有村民開辦私塾，後學堂大興。如今，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延伯真家祖上重文，祖父在田裡勞作的時候，也離不開滿口之乎者也，可人到壯年才得到秀才稱謂。老先生重文，但也知道在農村耕種意味著什麼，所以他讓兩個兒子一耕一讀。延伯真的父親雖專事耕種，可並無怨言，他把讀書的希望放在了兒子身上。
延伯真九歲入鄉塾，老師就是他的伯父。延伯真少小淘氣，經常逃學，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處尋找，找到後以暴打處罰。可延伯真從沒屈服過，因此得一綽號“犟驢”。辛亥革命剛剛結束，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辮子，這驚世駭俗的舉動，被村裡的老人視為大逆不道。他的這種倔犟性格，為他以後的革命道路，塗抹了一筆悲劇色彩。
延伯真雖常逃學，可學習成績很好，讀書幾乎過目不忘。1916年秋季，二十歲的延伯真考入了濟南第一師範學校，後來王盡美也進了這所學校。
延伯真入學第一天，就給校長留下了壞印象。他在走廊裡遇上了校長和老師，彎腰給老師行了禮，卻把校長冷落了。校長很惱火，看著他的背影說：我這個校長他都不看在眼裡，將來要碰壁的。延伯真後來在和領導相處中，恰恰就常犯這位校長所說的“毛病”。
五四運動爆發時，延伯真成了師範學校的活躍分子，帶著一幫學生去市場上鼓動商人罷市。因為延伯真是帶頭的，槍打出頭鳥，他被幾個不明就裡的商人暴揍了一頓。
當時，北洋軍閥官兵為了防止學生鬧事，派兵把守了學校大門。師生像潮水一般湧了過來，延伯真帶頭第一個衝出了大門，一個大兵上來就給了他一*，砸得他頭破血流。延伯真毫不畏懼，抹一把血繼續向前跑，一個騎警打馬過來，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他一下暈了過去。要不是幾個同學奮起全力保護，那飛起的大馬蹄子就會落在他腦袋上。
延伯真號召力強，往往登高一呼，眾人熱烈響應。師範學校的校長冷眼看延伯真，就是匹脫了韁的野馬，正好官兵四處抓他，就藉口說讓他回鄉下避避風頭。延伯真走後，學校給他記大過一次。在山東師範學校五年間，這是他第二次受過。
延伯真回到家鄉後，並沒有“安分守己”，他四處聯絡進步青年，在家鄉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貨的熱潮。同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延伯真開始也幻想著教育救國，教育強國。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用白話文給學生授課。村裡的清朝遺老大罵他背叛祖宗，常有三三兩兩的守舊派到延伯真家謾罵。延伯真針鋒相對，把一個老秀才氣得直翻白眼。但不到半年時間，他開辦的學堂就關門了。
延伯真一氣之下，要離家出走。他對父親說：好男兒不能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要出去尋找救國救民道路。
他的父親直抹眼淚，嘆著氣對延伯真說：你老婆都沒了，還老婆孩子熱炕頭呀？你走了，你的兩個兒子怎麼辦？
父親的話，讓延伯真一時語塞。
延伯真十七歲的時候，父親為了讓他老老實實過日子，就給他娶了親。等延伯真師範畢業，已經是兩個兒子的爸爸了，大兒子八歲，小的四歲。
畢業這年，不幸接踵而至。延伯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一年，我的家庭很不幸，先是死去了我的女人，不久我的母親又死去。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四歲。家中還有一個九歲的小弟弟。這時我的父親已經五十五歲，靠他照顧三個小孩。
儘管這樣，父親還是沒能挽留住延伯真，他對父親說：大丈夫豈能把心思放在柴米油鹽上！延伯真走的時候，正是漫天飛雪，兩個兒子撲在雪地裡哭叫著不讓他走，大兒子緊緊摟住他的腰，小兒子緊緊抱著他的腿，延伯真一時動彈不得。雪花撲面，這個剛強的漢子淚水盈眶。
青島是五四運動的*，它曾經一度站在了歷史的前臺。在青島被歸還的這年冬天，延伯真來到了這座海濱城市，與無數革命者一樣，他在這裡參加一場場的大罷工，經受了一場場血與火的洗禮。
濟南師範學校有一位學監在青島市任教育科長，看到延伯真，他很高興。這位科長讓延伯真到一所小學當了一名教員，他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之後，延伯真遇上了同鄉李鬱廷。李鬱廷是國民黨的元老，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學識和為人，力薦延伯真加入了國民黨。在國民黨組織的一次活動中，一位年輕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他個子不高，濃眉細眼，說起話來思維清晰，談吐不凡。他先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談起，又談到了俄國革命。有個國民黨員很是不屑，站起來說他信口雌黃，連連向他提問發難，這位年輕人面帶微笑，一一還擊，駁得對方啞口無言，醜態百出。
延伯真聽得入迷，他覺得《共產黨宣言》就是一本奇書，就是一個國家的希望所在；而這個年輕人是個神奇的人。
身邊有人告訴他：這年輕人叫鄧恩銘。
鄧恩銘於1901年1月出生在貴州省荔波縣一個水族家庭。鄧家雖世代為農，可祖上也傳下了行醫之道，靠這一技之長，鄧家勉強度日。鄧恩銘的父親鄧國琮，膝下有六個子女，鄧恩銘居中，上面有兩姐，下面是兩弟一妹。鄧恩銘少小好學，頭腦聰明，且懂事上進，深得家人喜愛，長輩鄰里都稱他為“老乖”。
1907年夏，六歲的鄧恩銘入學。讀書幾日，就讓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連呼孺子可教，並欣喜地預言：此子將來必成大器。
正當鄧恩銘潛心讀書的時候，國父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思想也傳到了貴州，傳到了大山深處的水鄉。
1915年6月，討伐袁世凱的運動震撼了中國，在遙遠的大西南的貴州，本來就思想激進的鄧恩銘坐不住了，他帶領學生遊行示威，開展抵制日貨的鬥爭。
一次登臺演講時，他為了顯示決心，當眾脫下襪子說：我這襪子也是東洋貨，是我親戚送的，現在我燒了！言畢，點火當眾焚燒。
回家路上，鄧恩銘看到舅舅正和鄉鄰說話，剛要打招呼，卻看到舅舅的頭上戴著一頂東洋帽。他立時大怒，幾個箭步衝過去，伸手摘下東洋帽擲在了地上。還沒等舅舅反應過來，鄧恩銘已經把帽子踩爛了。舅舅呆了，正要發火，鄧恩銘已經先開了炮：現在國家動盪，日本帝國主義也向我們張開了血盆大口，你竟然好意思戴著東洋帽子四處招搖！
舅舅蒙了，張了張口，一句話也沒能說出來。
1917年深秋的一天，鄧恩銘早早起來打點行李，他馬上就要到遠方求學了。
鄧恩銘的父親鄧國琮有一個弟弟，叫鄧錦臣，出生後就過繼給了無子的姑姑，改姓為黃，鄧錦臣膝下一子名為黃澤沛，黃澤沛學業有成步入仕途，成了山東的一名知縣。黃澤沛知道鄧恩銘聰穎好學，就想好好培養一下這位堂弟，打算讓鄧恩銘來山東求學，一切開支都由自己包了。他為此專門寫信告訴自己的家眷，來山東時一定把恩銘帶來。
鄧恩銘要走了，一家人冒著毛毛細雨出門相送。鄧恩銘的母親黃老秀不知山東離家鄉有多遠，但總覺得再遠也不會遠到哪裡去。她顛著小腳跟在兒子身旁，邊抹眼淚邊囑咐：孩子，記得常回家來看看呀，常回家來看看呀……鄧恩銘漸行漸遠，背影慢慢消失了，黃老秀還呆立雨中，久久望著兒子遠去的方向。黃老秀怎麼都沒有想到，兒子一去就是十餘年，直到她閉上眼睛，也沒等到自己寵愛有加的“老乖”回來看她一眼。老人彌留之際說：母子連心，他是忙呀！要不，他怎麼也會回來送我一程的……
鄧恩銘到山東後，於1918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一年以後，五四運動爆發，在組織學生運動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王盡美。兩位戰友聯手拉開了山東革命鬥爭的序幕。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鄧恩銘是唯一的一名中學生，也是唯一的一名少數民族代表。在上海開會期間，與會代表每個人都收到了一本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鄧恩銘翻了幾頁，就愛不釋手。鄧恩銘和王盡美住一個房間，*住在隔壁，兩人常與*交流讀《共產黨宣言》的感想。
1923年4月，春回大地，在一個暖意濃濃的上午，青年鄧恩銘來到青島，他此行是來發展黨組織的。當時，青島有一份報紙，名為《膠澳日報》，鄧恩銘在這家頗有影響的報社當了一名副刊編輯。他借用這塊陣地，開始公開宣傳《共產黨宣言》。
延伯真到青島的時候，鄧恩銘其實也剛到不久。一天晚上，延伯真來到了鄧恩銘的住處，一進門，就怔住了：他沒想到鄧恩銘竟然住在這樣的環境裡——房子低矮狹小，炕上沒有褥子，上面只鋪著半張殘缺破爛的席子，牆角處一張小桌子，其中一條腿還剩下了半截，倚在牆上，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桌上的茶壺和杯子，沒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殘缺不全。
鄧恩銘看著延伯真驚訝的表情，笑了：窮到這地步，出乎你的意料吧？
延伯真點點頭，也笑了。
鄧恩銘說：我們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乞丐。
他隨手從炕頭上拿起一本書搖晃了一下，接著說：我們的信仰來自這本書，就是上次我講的《共產黨宣言》。你拿去好好看看吧。
延伯真高興地說：上次你演講的時間雖然不長，可對我震動很大，如醍醐灌頂，可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鄧恩銘搖了搖手，笑著說：不是我講得高明，是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見。
延伯真說：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
鄧恩銘用力點了點頭：世界之命運，中國之命運，都在這本《共產黨宣言》裡了！
青島的初春，夜晚還是寒氣逼人。兩杯熱水權當禦寒飲品，兩人談興愈來愈濃，直到東方破曉才依依惜別。
這以後，延伯真多次來鄧恩銘住處交流讀《共產黨宣言》的心得，有時和鄧恩銘爭得面紅耳赤。鄧恩銘愈發喜歡和看重這個長他四歲的較真的人，開始尊稱延伯真為“延兄”。
有的國民黨員見延伯真和鄧恩銘走得太近，就勸他說：鄧恩銘是個雙面人，你不要與他走得太近。
延伯真不解：何謂雙面人？
對方說：他是國民黨員，也是共產黨員，雙重身份，可是個危險分子。
延伯真聽了這番話，笑道：中國要是多幾個這樣的危險分子，就有希望了！
1923年8月，青島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立。時隔不久，王盡美來到了青島。鄧恩銘與王盡美介紹延伯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初，青島黨組織僅有五名黨員，到1925年初，正式黨員已經增至十三人，候補黨員十一人。根據中共四大章程，青島獨立組改為中共青島支部，鄧恩銘擔任書記，延伯真擔任宣傳委員。鄧恩銘在和中央的通訊中，多次都提到延伯真，給了延伯真很高的評價。
鄧恩銘在青島專門創辦了一份報紙，為了讓更多的學生、工人瞭解馬克思主義，鄧恩銘專門在報紙上連載了《共產黨宣言》。
有一次，延伯真對鄧恩銘說：很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看不大懂《共產黨宣言》，對他們應該邊講邊啟發。我準備下工廠去試試。
鄧恩銘非常贊同，說：對，共產黨員還要當好宣傳員。你是教員，用這身份掩護，去把車間變成一所大課堂，變成馬克思學說的陣地。
一天深夜，延伯真講完《共產黨宣言》走出廠門不久，就有幾個探子追了過來。藉著月色，延伯真見旁邊有一座破落的院子，就從懷裡掏出《共產黨宣言》扔到了院子裡。探子衝過來把他圍住，為首的探子又高又胖，走上前來就揮起肥碩的手掌抽了延伯真幾個耳光，把延伯真打了個趔趄，他只覺得兩眼直冒金星，鼻孔裡一下子湧出了熱乎乎的液體。
胖探子吼道：交出那本書來！
延伯真裝出一臉愕然：什麼書？
胖探子用力踹了延伯真一腳：少裝糊塗，封面上有個外國大鬍子的那本！老子早就盯了你幾天了！
胖探子手一揮，幾個探子上來就搜，將延伯真全身搜遍，也沒有找到。
胖探子惱羞成怒：給我往死裡打！
延伯真被打暈在地上。
胖探子說聲“散了”，幾個人猶如鬼魅一般，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延伯真醒過來後，感覺臉上溼漉漉的，用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血。他的頭上被探子用磚頭砸出了一個血口子，一陣陣疼痛難忍，他艱難地摸索著撕下衣服一角，包在了頭上。
延伯真最記掛的是那本《共產黨宣言》。他忍著周身的劇痛，翻牆進了院子。院子裡雜物橫陳，他藉著月光細細搜尋，終於在亂石中找回了這本珍貴的書。
《共產黨宣言》在青島工人中產生了巨大的力量，一些工人是學了《共產黨宣言》以後，加入到鬥爭隊伍裡來的。
一位叫張金祥的工人晚年時回憶說：那個時候，共產黨員到工廠裡講的最多的就是《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裡有句話大家都記得很清楚——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很多話，都說到工人心裡去了。聯合起來力量就大，開始罷工隊伍幾百人，後來就是幾千人，再後來就是上萬的人，那陣勢，就像排山倒海一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青島，工業發展已經初見規模，產業工人隊伍龐大。僅四方機場就有工人一千五百多名。
有一位叫郭恆祥的工人，在工人中有些號召力。他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1923年1月，組織數百名工人成立了聖誕會。
鄧恩銘來到青島後，給鄧中夏寫信道：青島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動只有從工人方面入手。鄧恩銘與郭恆祥見面後，就與他講《共產黨宣言》裡的道理。郭恆祥有些不屑，說：外國人還能管了中國的事兒？唸書是你們先生的事兒，在我這裡用不著！同資本家鬥爭，靠這些紙片片可不行。
郭恆祥說完這些，扭頭就走。
鄧恩銘第一次碰了個釘子，第二次又來。這次，他脫了長衫，穿上了工友的服裝，甩開膀子和工友們一樣扛大包，吃著同樣難以下嚥的飯菜。
有次郭恆祥偶然到鄧恩銘的住處，見他正在破被子上逮蝨子，不禁大感意外，連聲問：你就住在這樣的地方？
鄧恩銘笑了笑：你們北方人都說蝨子多了就感覺不到癢了，可我不行，晚上還是被咬得睡不著覺。
郭恆祥大笑起來，笑畢說：你可真是我們的自家人！
鄧恩銘趁勢與郭恆祥談起工人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能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過上當家做主的好日子，共產黨人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等道理。
郭恆祥越聽越有味道，不由對他刮目相看。
鄧恩銘說：這些道理都是《共產黨宣言》裡講的，是那個大鬍子外國人告訴我們的。
之後，延伯真也多次到青島四方機廠，給工人們講《共產黨宣言》。進步工人也越來越多。後來，鄧恩銘親自介紹郭恆祥入了黨。
共產黨在四方機廠的活動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他們感到，聖誕會日益強大，是共產黨在背後煽風點火。膠濟鐵路局的劉局長在會上拍了桌子說，有聖誕會的存在，他這個局長等於坐在了火山口上，睡覺的時候床前放了只老虎：有人說，共產黨有一本寶典，叫什麼《共產黨宣言》，工人都當成《聖經》了！我就要掐住他們的脖子，讓他們宣不成言！
1924年3月19日，適逢聖誕日，郭恆祥組織聚會活動，其實是一次鬥爭前夜的準備。為掩人耳目，郭恆祥以唱戲為幌子，以轉移敵人的注意力。
狡猾的劉局長還是嗅到了空氣中的異樣，派出大批路警四處巡邏。當運戲裝的工人出現在街頭時，幾個路警就罵罵咧咧地圍了上來，尋釁滋事。
這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苗頭。幾日後，鐵路局又貼出告示，誹謗聖誕會幾個領導，並列出了幾項莫須有的罪名，末尾話鋒一轉，把郭恆祥等人開除出會了。
大家看到後義憤填膺，有人提出給鐵路局點顏色看看，不能這樣忍氣吞聲，要和他們刀對刀、槍對槍地大幹一場。
王盡美及時制止了工人：可我們的槍在哪裡，刀在哪裡？硬拼，吃虧的是我們，還要暴露一大批進步工人。
鄧恩銘也堅決反對舉事。
而劉局長在局裡磨刀霍霍，邊喝著茶邊叫嚷：只要他們撅屁股，我就好拿人了！
但是聖誕會這邊一片平靜，劉局長很是失落，翻著白眼說：這他媽的唱的是哪臺戲呀？白讓老子準備了這麼多人馬！
短暫的平靜，也許預示著更大的風暴。
1925年2月，春雷滾滾。
上海數家日商紗廠的三萬兩千名工人，在李立三、鄧中夏等人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蕩的同盟大罷工。巧合的是，青島四方機廠也在初春的二月吹響了罷工的號角。青島日商紗廠的工人也群情激昂，鄧恩銘、延伯真等人因勢利導，大康紗廠的五千多名工人率先敲響了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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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恩銘連夜揮筆寫下了《大康紗廠全體工人泣告書》。
先生們：
俺紗廠工人一天做十二點多的工，得一毛多錢，日人要打就打，要罵就罵，亡國奴幾乎成了呼喚我們的口號。一天的飯錢至少也得兩毛，我們怎麼生活？十三歲以下的童工多吃不飽，喝不足，還得做十三點的苦工，稍一閤眼就劈臉使拳猛打，常常打得鼻子出血，還得罰兩天工錢。不夠十三歲的小孩也只有偷著掉眼淚。大工人稍有不慎，即時拳足交加，稍一招架，就拿出手槍示威。
咳！我們受的痛苦實在不是嘴能說出！我們也不多說了。我們是沒娘的孩子，誰能照顧呢？所以我們組織一個工會，互相扶助，互相解愁，無非是窮人幫窮人。不想日人按著手槍挨宿舍搜查了好幾遍，門上的鎖都砸爛了。因正在工作時間裡，屋裡的東西，都踢得亂七八糟，並且把我們的工友拿了三個去，連打帶拷問，已經一天一宿還未釋放。追問我們這些奴隸，怎麼還要組織工會？先生們啊！青島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是中國人民，讓不讓組織工會，是中國地方官的責任，日本人有什麼權利搜中國地方，押中國的國民呢？這就是欺負我們國家，侵略我國主權，俺幾千工人死也不值什麼，只是把我們中國已經看得沒有一個活人，實在可憐可恨！到底中國還是不是獨立的國家？我們的工會就此成立了！大家都來幫助呀！被扣留的工友妻子還哭得不能吃飯呢，四五千工人的性命，眼看都送到幾個日本鬼子的手裡，四萬萬同胞都被他們欺負煞了！
鄧恩銘寫這份泣告書，一些言詞用了當地方言。字裡行間可謂聲聲是淚，句句是恨。這猶如烈火澆上了汽油，頓時點燃了每一個工人心中的仇恨，其他紗廠的工人紛紛響應，罷工隊伍一下子增到了近兩萬人。
很多工人打出了“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的橫幅。
劉子久後來回憶說，《共產黨宣言》在工人中開花結果了。
1925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二十九號通告：青島日本大康紗廠罷工，其成效關係北方勞動運動及上海紗廠工人運動，影響甚大，望同志們設法運動當地發電聲援。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通告的當天，膠澳督辦溫樹德派探子逮捕了鄧恩銘。溫樹德一見鄧恩銘就問：《共產黨宣言》的魔力就這麼大？讓工人著魔，讓你們無法無天？
鄧恩銘搖了搖頭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共產黨宣言》。
溫樹德審到半夜，也沒審出什麼結果來，一時又拿不出證據來，只得作罷。
第二天早上，當局宣佈將鄧恩銘驅逐出青島，永遠不得返回。
山東督辦張宗昌迫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派兵威脅工人運動，並嚴令說，必要情況下可開槍射擊。
有了這尚方寶劍，膠澳督辦溫樹德磨刀霍霍。他一聲令下，兩千餘人的部隊蜂擁而至，瞬間包圍了大康紗廠，海軍陸戰隊員率先衝進車間，領頭的隊長揮著手槍讓工人離廠。工人也毫不示弱，拿起器械與陸戰隊員對峙。那隊長眼珠子一瞪，叫道：我數三下，你們再不撤，老子就開槍！
一個工人拍著胸脯說：來，往老子這裡打！我看看你們有沒有這個狗膽，不去收拾日本人，捅自己人刀子，算什麼中國人！
你看老子敢不敢！那隊長話音剛落，接著就開了槍，其他幾個陸戰隊員也扣動了扳機，幾個工人應聲倒地。一個矮小的日本人也渾水摸魚，在暗處用手槍瞄準射擊，一個膀闊腰圓的工人罵了聲“王八羔子”，掄起鐵鍬把他拍翻在地。
據史料記載，在這場慘案中，當局打死八名工人，重傷十七人，輕傷無數。
青島發生慘案的第二天，英國人又在上海舉起了屠刀屠殺遊行的市民和學生。兩次慘案，震動全國，史稱“青滬慘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