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生活在南北越的人民自由遷徙這一問題上，吳廷琰與越盟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希望南越的越盟游擊隊、越盟支持者和同情者走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最好一個不要留；越盟既希望依靠人口優勢贏得兩年後的選舉，同時不想生活在北越的人大規模南逃，給越南人民和國際社會留下他們的信仰、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得人心的印象，會想方設法阻止北越人南逃。
吳廷俶是教廷任命的永隆教區大主教，與北越幾個教區主教、神父和修士關係密切。北越的兄弟姐妹透過各種渠道向吳廷俶表示願意南撤，同時為吳廷琰這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出任總理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問題上蘭斯代爾發揮了巨大作用。
他手下的幾個行動組早在日內瓦協議簽訂前就開始造謠和煽動，稱中**隊的一個師已入侵越南北部，襲擊了一個村並強－奸該村婦女。北越人很直接地聯想到中國國民黨軍1945年在越南幹的那些爛事，擔心越盟當權會導致中國人重新佔領北越。
這只是其中之一。
剛過去的一個多月，各種離奇的謠言不斷從西貢製造出來，然後利用一切手段散步到北越各地。比如利用農民迷信的心理，讓人編了一本預測南北吉凶的曆書，在北方各城鎮出售。同時到處散佈美國將在北越投擲原子彈的謠言，聲稱只有逃往南方才能避免與越盟同歸於盡。
為了給吳廷琰構建執政基礎，天主教徒是煽動的重。把“耶穌業已南下”、“聖母瑪利亞已離開北方”等口號喊得盡人皆知。
當然，越盟也沒閒著。
他會“心理戰”，越盟有“宣傳戰”，在北方農村散佈“美國要在越南推行新殖民政策”、“美國人身上帶有病毒”、“美國要炸死毒死越南人”等謠言。在南方農村加緊土地改革，利用撤往北方前的最後一時間把土地分給農民，給吳廷琰政府接管農村製造麻煩。
總之，越盟不會允許北越天主教徒順順利利南撤。
李為民關於組織“越南青年聯合會”與“華青會”學生一起去河內海防當志願者，協助難民南撤的提議毫無疑問地獲得吳廷琰和吳廷瑈支援。因為多去些人才能與混入難民中的越盟分子作鬥爭，才能展開“反宣傳”，才能確保那些難民不受蠱惑的堅決撤到南方。
因為等“越青會”秘書長範文倫和“華青會”理事長何天明，出發時間整整耽誤了一個半時，法國空軍運輸機一架接著一架起降，越南**總參謀部調給難民委員會的c－47運輸機只能在停機坪上等。
“流量管制”，沒辦法的事，誰讓人家拳頭大，人家了算呢。
李為民一都不著急，跟安德森教授研究完抵達河內後該怎麼做，又跟一臉歉意的機長攀談起來。
機長很年輕，中尉軍銜，挺精幹的一個夥子卻留著鬍子，乍一看像後世美國電影《中途島戰役》中那個帶領轟炸機隊的日軍指揮官。
“不關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李為民一邊招呼他坐下，一邊半開玩笑地：“中尉，接下來半年我們會經常打交道，我這條命就交給你了。”
這麼年輕就出任成員幾乎全由部長組成的難民委員會委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能夠同時得到吳廷琰總理和阮文馨總參謀長的信任，並且還是個華人。
要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中尉真不敢相信。
他下意識看了一眼安德森教授，胸有成竹地保證道：“民先生放心，這架飛機雖然飛了好幾年，但效能非常好，我的飛行技術和我的導航員也全是中隊最好的。”
“謝謝，”李為民笑了笑，伸出右手：“正式認識一下，李為民，有時間一起吃頓飯。”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中尉豈能錯過這個與高層交好的機會，連忙握著他手道：“空軍中尉阮高祺，認識民先生很榮幸。”
剛才還感覺有眼熟，原來是未來的空軍司令、越南共和國總理，如果歷史不發生大的變化，那麼他會在未來十幾年內參與和發動一次又一次政變。
這段時間光忙著工投公司和難民的事，只顧著眼前，沒想到以後，李為民意識到接下來應該跟這幫少壯派軍官混個熟臉、交交朋友，於是好奇地問：“祺中尉，你什麼時候加入空軍的，擔任機長幾年了？”
阮高祺不無尷尬地摸了下鬍子，坦誠相告道：“加入空軍有一段時間了，二戰結束法軍重返河內時招募志願人員組建**空軍，我報名參加考試，透過之後被送到摩洛哥的馬拉克舒接受為期一年的基本訓練，然後被送到法國阿渥德空軍基地接受為期兩年的進一步訓練，之後又去阿爾及利亞接受五個月的炸射訓練，兩個月前剛畢業，剛回到西貢。”
知道他是誰，李為民怎麼可能嫌他沒資歷、沒飛行經驗，一臉驚詫地問：“去過這麼多地方？”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司讓去哪兒就去哪兒。”
“巧了，我從國外回來也沒幾個月。”
“民先生去的是美國？”
“嗯，在美國呆的時間跟你在國外訓練的時間差不多。對了，聽口音你好像是北方人，老家什麼地方，家人有沒有接過來？”
他老家在河內西北二十多公裡的一個叫山泰的鎮，父親是個教師，母親是農民，家裡有地，出身談不上顯赫，能透過考試並被送到國外培訓完全靠個人努力。
李為民由衷的讚歎，想起過去的種種，阮高祺感慨萬千，不知不覺間就成為了朋友。
“起來真可笑，我父親一直支援越盟，捐錢捐糧，幫他們傳遞情報，給他們提供庇護。在父親影響下，我很的時候就想加入越盟。民先生，您或許不信，要不是一個日軍士兵，現在我很可能也加入了越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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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為民饒有興趣地問：“日軍士兵？”
“是的。”
阮高祺重重了下頭，微笑著解釋道：“那時候我1歲，想當一個愛國者，於是和一個差不多大的朋友離家出走，想要去參加越盟游擊隊。我們帶了一錢和一米，進入山地一直往北走。
我母親發現我不見了，非常焦急，就去向駐紮在鎮裡的日軍指揮官報告。日軍指揮官立即用電報通知各哨所，命令哨所士兵留意我們的行蹤。最後被一個日本士兵找到了，他送我回家，在路上對我‘你真是個頑皮的孩子，叫你媽媽為你哭了’。”
李為民樂了，哈哈大笑道：“假如那天你不被發現，那你的人生將完全不同。”
“所以人生際遇很奇怪。”
“奇怪的何止人生際遇，比如那個日本士兵並不是一個壞蛋，至少在對待你離家出走這件事上，他有善良的一面；又比如越盟，他們無疑是勇敢、不怕犧牲的愛國者，卻因為種種原因我們不得不站到對立面。”
所有人都在指責越盟，他竟然認為越盟是愛國的。
阮高祺發現他與別人真不太一樣，不禁問道：“民先生，我知道您非常有錢，又在美國留過學，甚至不是越南人，有太多選擇，您為什麼回西貢，為什麼支援琰總理？”
“誰我不是越南人的？”
李為民掏出護照，翻開笑道：“看清楚，越南華人，如假包換的越南籍。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這裡就是我的家鄉，當然要回來。至於為什麼支援琰總理，原因更簡單，因為我沒接受過你那樣的訓練，只能以我擅長的方式報效國家。”
看著他若有所思的樣子，李為民微笑著補充道：“我也是一個愛國者。”
阮高祺反應過來，一臉不好意思地：“民先生這樣的華人真不多。”
李為民回頭看了看何天明等“華青會”學生，意味深長地：“中尉，我保證像我這樣的華人會越來越多，因為這也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共同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