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古文聽得陸承啟頭都大了，非才思敏捷之輩，是捉不住要點的。陸承啟只聽到了這陳襄似乎為官清廉，辦事能力很強，而且很重視教化。嗯，這樣的人才，怎麼如此默默無聞？
當然，這默默無聞是指陸承啟沒有聽過，可在官場中，陳襄的名聲不小。陸承啟問道：“那這個陳述古，現在於何處任職？”
文彥博當即說道：“回稟陛下，陳述古現任開封府推官。”
陸承啟點了點頭，沉思了起來。兩個人都不錯，可他只要一個人就行了。孫覺不錯，陳襄更好，而且陳襄還是孫覺的老師……“朕打算只選一人，文卿認為該選誰？”
文彥博一愣，他原以為陸承啟要的人是越多越好的，怎麼只選一個：“臣以為茲事體大，非一人能為也。孫莘老、陳述古皆大才，何不一起用之？”
聽了這話，陸承啟想了想也是。蒙學要開展，肯定是大規模的，一個人能力再強，也忙不過來。這時候就需要有人協助了，恰好陳襄和孫覺是師生關系，再融洽不過。再加上孫覺偏重教學，陳襄偏重制度，兩人合作還能互補。既然這樣，何必要糾結用多少個人呢？
“文卿說得對，是朕考慮欠周了，既然都是人才，那朕何必吝嗇？准許了，這兩人都一同辦理蒙學吧……”陸承啟下了決心，文彥博才稍稍放下了心。他並非沒有私心，他與這兩人都私交不錯，但既然是舉薦，舉賢不避親還是要的。萬一為了避嫌，讓孫覺和陳襄都失去了進入皇帝視野的機會，萬一被他們知道了，嫌隙總是會有點的。有了嫌隙之後，朋友做不成，隔閡大了，甚至還會反目成仇。當然，孫覺和陳襄都是正人君子，肯定不會這樣。即便如此，文彥博也還是過不去心裡頭那關啊！
陸承啟嘆了口氣：“朕為何開辦蒙學？皆因聖賢言說，須得有人傳承。言傳而身教，方能使民風淳樸。商路大開，總有人不顧道德，違背良心。律法追究，總歸不是辦法，還得靠教化。朕以為，儒學並不禁商賈，亦不禁武功，為何到了現在，卻變了樣？”
這話涉及太廣，文彥博一時間不能回答。自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後，儒學就陷入了一個怪圈，變成了為統治者愚昧百姓的工具。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學說影響還不大，尚留有陳湯的“犯我搶漢者，雖遠必誅！”、霍去病的千里擊匈奴，方才能使匈奴悲歌道：“失我祁連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漢奸“中行說”。
現在的儒學，更多是偏向“文”，而摒棄“武”。最為直觀的例子，是“以德報怨”。殊不知孔子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誰欺負你了，動手打回來。而作為儒家真正的創始人，宣聖孔子非常善戰，儒家六藝在其學制中基本確立。史書記載孔子之父叔梁紇是極為優秀的武士，可力頂石門，作為其子的宣聖孔子自然也非常善戰。後來孔子弟子冉求擊敗了齊國人來犯後，季康子問他軍事之學何處學來？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對於孔子而言，他的學術注重實用，學習軍事也是當時儒家子弟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到後來的荀子，荀子一生未曾領兵作戰，但《荀子》一書中有《議兵》篇，透過研讀《議兵篇》可以知曉荀子的兵法修為，並不比任何人差。東漢末年儒士，大多也能提筆做文章，提劍徵疆場，比如大儒盧植。東漢之後，特別是曹魏末年，儒家逐漸式微，佛教崛起之後，儒家進入了低迷期，魏晉時代玄學崛起，傳統的儒家日趨消弭，漢儒之學逐漸歸於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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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順立國，確立科舉，儒學才慢慢復興。但是到了這時候，儒學已經變味了。君子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現在估計就剩下禮、樂、書。至於射、御、數，是什麼來的？這時的文人，不屑一顧，能憑他做官麼？
陸承啟認為，這不怪世人，世人皆趨利避害。既然科舉不考，為何要學？現在陸承啟想扭轉這個局面，要激發民族血性，自然要從科舉入手。科舉一考一改革，這還不夠，還要有名師指點方向。所以蒙學是關鍵，陸承啟才這麼重視。換成後世的話說，這叫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要的就是綜合性人才。
陸承啟見文彥博不能答，也是心中有點遺憾。其實他也知道，文彥博算得上是文武雙全的人物，和范仲淹有的一比。先前平定王則造反，調兵遣將頗有章法。
“朕知道，儒術在進步，可不能丟失血性啊！文人不習武，文弱書生一個，一陣風就倒，能頂什麼用？朕要的人才，提筆能書，提劍可舞。非文武雙全，不能託以重任。文人不習武，則四肢不勤，五穀不分；武人不習文，則不通經義，不明事理，膽大妄為。文武兼修，則神明通達，可謂國之大才也。”
文彥博頗為認同：“陛下此言，可謂金科玉律，臣受教！”
陸承啟搖了搖頭，嘆息道：“這等大才，何其稀少？大順就是文風過盛，武風頹靡，長久以往，國家有難啊！”
文彥博不敢接話，這牽涉太廣了。說文官不好，傳了出去，他成眾矢之的。說武官不好，又會被小皇帝斥責。最好就是三緘其口，沉默不語。陸承啟看他如此神色，便知道他內心在想些什麼，搖了搖頭，不再說下去了。這風氣不是一天兩天能形成的，矯枉也不能過正，過了也會重蹈前朝覆轍。
話題一轉，陸承啟拿出一本奏疏，說道：“工部尚書李誡上奏，明言黃河治水，尚缺一人輔佐。文卿舉薦一人，朕許他為工部侍郎，赴黃河沿岸治水。”
文彥博這才敢說話：“回稟陛下，臣以為安定先生弟子劉彝，可擔此重任。”
陸承啟微微一愕，這胡瑗好生厲害，怎麼教出來的弟子都是大才，而且各行各業都有？“這劉彝是何人？”
文彥博答道：“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元綬二十一年，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先帝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即退。”
陸承啟默默思量了一下，這劉彝既然有過治水功績，給李誡打下手也是可以的：“就依文卿所言。朕有疑問，文卿可是安定先生弟子，怎地專為安定先生薦高徒？”
這話有點說笑的意味，可文彥博不這麼看，老老實實地說道：“臣仰慕安定先生已久，吾兒曾送至其門下。臣亦和安定先生弟子為好友，有道是舉賢不避親，臣方敢舉薦。”（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