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之後應當大治，越亂之後也是好治理，兩者差不多是一些有志之士的共同看法。
亂了之後怎麼好治理呢不就是因為戰亂的時候死亡和始終的人口太多了，將大部分的土地空了出來，官府進行一輪新的均田，使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使有產者變得更加富有，各方各面的利益都得到照顧，自然民心就願意安定下來大搞生產。
必須說明的是，一直是到漢帝國建立之前，任何一個官府都沒有無償給予人們任何東西的習慣，上古先秦時代講究的是天道酬勤，天道酬勤有比較多層的意思，但是絕沒有憑白獲得這一層意思在內。也就是說什麼是天下間沒有不付出就能得到東西，想要獲得什麼就需要付出，那麼當然也就包括官府不會無緣無故地分配土地，像是商鞅在秦國變法就是一個例子。
商鞅變法，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將土地歸於國有，為田律中國家透過制定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田界，將土地割裂為以百畝頃為單位的整齊田塊，並且每年定時維修這些田界，這只有在土地國有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如果土地私有，則田塊無法規整劃一，也很難定時統一維修田界。
秦法中的為田律明確禁止了土地的買賣，秦律中還有關於國家公私買賣的一些嚴格限定，那個時候幾乎什麼都能夠買賣，包括了妾和奴隸，唯獨土地不在可以買賣的類別當中。
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秦國普遍實行授田予民的制度，這與戰國諸國相同。但是商鞅制定土地國有的前提是為了耕戰制度的成型，得罪了那麼多的勳貴和老牌家族。為的就是使國庫豐足起來，那麼授田予民當然就是為了能夠在糧賦上獲得更多的提高。
商鞅執行的是十稅一政策，也就是人們需要交納百分之十的稅收，以現代的看法百分之十的稅收並不高，但是說實話在上古先秦時代就顯得略高了，更不用說當時的人並不是人人都繳稅。也就商鞅一邊制定制度一邊真的落實到需要人人繳稅，因此也才得罪那麼多的人。
十稅一的基礎政策上，因為變法給予分配土地，這一類的土地卻不在十稅一當中，是每年遞減的模式，例如第一年需要上繳多達七成的田賦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五成，隨後幾年之內保持五成的田賦，再過幾年繼續減少，直至恢復十稅一。這也就是規章制度下所謂的特事特辦。
非特出情況下。秦國執行十稅一就是真的十稅一，律法嚴苛之下和一套嚴格的監督制度下。而十稅一還是國家層面的賦稅，沒有算上地方增加的各種賦稅，秦國不像其它的戰國會在國家賦稅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地方雜稅。
戰國時期，除開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執行十稅一的高稅，其餘戰國有十五稅一二十稅一二十五稅一，看上去是不是比秦國的賦稅要輕許多可是各個戰國的國家賦稅看上去不多，不多只是中樞下達的稅收額度。地方上還會另外再加上一些苛捐雜稅。
戰國時代，各國民眾笑話秦國人生活在十稅一的社會真是有夠辛苦的。也將十稅一當做暴秦又一個證據，但是秦人並不感到賦稅沉重，反而有些生活安康的意思。各個笑話秦國的戰國民眾，他們有國家層次的賦稅再加上地方的苛捐雜稅實際上要活得比秦人辛苦多了。
與民休息是黃老學派一直在堅持的政治理念，核心觀點也就是不為而治，這個觀點在戰國時代與儒家的一些思想一起被認為被沒用的國策。戰國時代講的是大爭。就是什麼都要爭一爭，因為不爭就會被爭，國家亡國王室宗廟絕了祭祀，所以黃老學說中的無為而治和儒家追求的仁慈講禮基本是被排斥，倒使儒家的義智信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
帝國由呂哲建立。舊有的疆域基礎上又進行了一輪擴張，實際上已經不止是完成了對天下的一統。這個時候的各個地方，有許多是剛剛平息戰亂，甚至是個別地方依然有匪患，可是帝國將精力集中在繼續對外開拓上，對於內部似乎是不怎麼用心，這一點讓很多在野人士感到困惑和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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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在野不就是沒有在朝為官嘛，按照現代的意思就是非執政人員的公~知之類的人物。
古時候名士隱士就是在野人士那一類，也不是只有現代才有在野人士會攻擊朝政，最先幹攻擊和抨擊朝政就是那些名士和隱士。
你的意思是說，商山四皓的主張是與民休息
陛下，沒有經過太詳細的交談，那是臣從一些對話中，自己瞭解到的意思。
與民休息到什麼程度不做任何管理的放養
這
呂哲沒有失意，他記得按照既定歷史的發展，劉邦取得天下之後，黃老學派確實是抬頭，隨後的幾代漢帝，黃老學派開始充斥朝堂，特別是在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的黃老學說最為興盛。
每一個時期都有屬於它獨特的時間節點，漢文帝執掌天下那會，漢帝國確實不適合大動，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也就符合當時的朝政需要，因此黃老學派的一些執政觀念被執行。
漢文帝劉恆的皇后叫竇漪，她就是一位忠實且狂熱的黃老學說信徒，有這麼一位皇后的存在，黃老學派不可能不掌權，漢文帝劉恆駕崩之後竇漪成了太后，漢景帝劉啟繼位之初沒有太多的話語權，漢室一度時間是朝堂之上皆黃老，非黃老不可言的地步。
非黃老不可言不就是竇漪不喜歡其它學說嘛，那當然是除了黃老學派的人，其餘人都沒有什麼話語權。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漢武帝劉徹登基的早期，祖孫倆還因為對時政看法的不同屢次起衝突，當時一些儒生以為劉徹登基是大展手腳的機會來了。那些儒生蹦躂的結果是毫不費勁地被竇太后竇漪給收拾了。
呂哲建立的帝國與劉邦建立的國家不一樣。
劉邦建立帝國是晉經過秦末大亂，然後又有楚漢相爭的諸多攻殺，人口大量銳減，經濟遭受難以想象的重創，甚至是國中戰馬銳減到想找四匹白馬都找不到的地步。
漢帝國建立之初，各方各面凋零不堪。很是虛弱不堪，之後再發生劉邦被困白登，也就是白登之圍事件，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能力進行開拓，甚至是有秦一代曾經打下的嶺南各郡南海郡閩中郡又給丟了。
劉邦時代的漢帝國的疆域除了中原秦地大部分保了下來，楚地和燕地是處於大部分丟失的現狀，河套當然也是丟了。
國家虛弱不堪，需要時間來恢復實力，只能是收起爪牙。根本就不會向外擴張，甚至有時候捱打了也只能是悶不吭聲，因此漢文帝劉恆時代沒有收回丟失的土地，到了漢景帝時代也沒有能光復丟失領土。
他們是在開玩笑罷呂哲蹙眉道：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讓國家放任國民，停止對外戰爭
張良若是際遇和經歷沒有得到改變，他實際上也是贊同與民休息的主力軍之一，甚至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主張與民休息。才有漢室幾代人對國內的放養。
現在的張良已經不是歷史上的那個張良，他有了新的經歷。能夠參與帝國朝政也能瞭解到更多的層面，因此顯得很是不好意思，說道：匈奴歷經幾次大敗正是虛弱的時候，確實應當趁有大好的機會一舉驅逐，最好是將他們驅趕到漠北。
呂哲聽得很是欣慰，他可是記得張良原版歷史上的一些作為。現在見到張良成為一個主戰派，心裡的欣喜不足外人道。他笑著說：將胡人驅逐到漠北的志向小了些，還應當鞏固草原佔領區，甚至是將佔領區擴充套件到漠北以外。
張良呃了一聲，一再思量。謹慎地說：商山四皓對朝政瞭解不多，對於國家的現狀也不是非常瞭解，可是他們主張與民休息是來自民間的收集，陛下或許應當求證
有一點比較確定，國家有人思安是肯定的事情，畢竟剛剛從戰亂中走出來，誰不想安安生生幾年可這絕對不是主流，有思安的人群，難道就沒有雄心勃勃想要有所作為的人
軍方要裁減軍隊，各郡縣參軍熱情卻是一再膨脹，他們可是被搞得腦仁生疼。呂哲是在嘚瑟治下的人血勇，也是在委婉地反駁那個民心思安的說法。
張良是博士嘛，什麼都能說一說，反正也是建議而已。他見呂哲有聊天的興趣，心裡很是喜悅，一些意見不就是在聊天的時候慢慢提的嗎他可是有很多關於國家政策的事情想要說與呂哲聽。
出巡隊伍已經到了澠池。這地方離大概六十裡，戰國時期六國屢次聯軍攻秦，很多次都是將軍隊駐紮在澠池和新安附近，那是因為這裡臨近黃河和洛水，大軍駐紮起來不會缺少水源。另外就是因為兩地之間的地形相對平坦，適合大軍紮營的時候可以適當地擺出營盤的陣型。
秦一統天下之後，因為始皇帝下令城牆，一些關隘的城牆也沒拆了，其中就包括函谷關，為了放置出現反覆就需要對秦地入口有相應的措施，位於函谷關以東的澠池就起到了預警作用，有那麼一度駐軍超過十萬，不過後期都被抽調北上打匈奴去了。
澠池目前有一支駐軍，那是第十六混編軍團，由臧荼統率。
嘗試軍事改革現狀下的帝方，一些軍團實際上不是處在滿編狀態，甚至是中郎將軍團長也多有輪換，一些駐紮內地的軍團已經逐漸調離輔兵，一些建制也被抽調北上，像是駐紮在澠池的第十六混編軍團就是一個未滿編的軍團，只有不到三萬的編制。
皇帝的隊伍接近三十裡，臧荼就帶著軍團內的一些將校出迎，他們見到皇帝的時機，正是呂哲與張良等一些人聊得正熱烈的時候。
呂哲是與一幫人在暢談國策制定的張馳性，籠統一點就是因地而異因人而異來區分佈置政策，想要安穩的人可以安穩，想要有所作為就參與進來。
一幫人之中有商山四皓的身影，黃石公卻是沒有在場。商山四皓看上去很是高興，他們接受了皇帝的徵召，來到出巡隊伍的時候與呂哲暢談了一次，認為皇帝講解國策的張弛是他們說的一些話有一部分被皇帝接受。
皇帝當然會徵召商山四皓，畢竟商山四皓表現出出仕的態度了，商山四皓在民間有著大名聲，要是皇帝沒有表示豈不是不重視有才能的人
商山四皓是接受徵召，對於皇帝有聽進一些意見感到高興，可是對於只安排客卿的職位沒有安排官職卻是感到失望，為此作為引薦人的張良特地找四人解釋了一下，詳解帝國官場的制度，又講解了任職和考核的一系列流程，四人雖然鬱悶卻也不好抱怨。
想做官要有相應的才能，證明有才能需要經過考核，從一些層面開始任職，然後看政績來決定是否升官，帝國走得就是這樣的流程。
商山四皓是隱士是名士，他們認為自己具有才能從小官做起有點丟份，有接近皇帝的機會就會盡述己見，期望能夠被皇帝看重，不依照流程有特例的安排。
呂哲有特例安排過誰嗎事實上是有的，像是蒙恬就是其一，章邯等人也因為呂哲對蒙恬的特例安排而走了捷徑，不過這些人已經用實際的功績來回報呂哲，也用自己的才能讓一些說閒言碎語的人閉嘴。
有張有弛的國策一直都有在呂哲心中醞釀，只是一直以來沒能形成一個有框架的方案，他與商山四皓聊了許多，對於那些腐朽的思想自然是排斥，可是商山四皓說的也不全沒有道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