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具屍體和五名傷員
市第三醫院的急救中心，當天的場面十分慘烈。
被救護車拉過來的死者傷者連連不斷，8月19日拉進醫院的，就有6具屍體。8月20日，又有一人因醫治無效死亡。他們是：
海如拉.買買提熱依木，40歲，維族，阿圖什阿扎克鄉人。他是第一個被殺害的攜帶紅色揹包的倒匯人。子彈從他的右腋後射入，經左肺、心臟、左肺，至左腋前線射出，因心臟破裂，當場死亡。
老保安了小保，男，47歲，漢族，河南省唐河縣龍潭鄉人。他是唯一一位身中兩槍的死者，子彈從前胸射入，致使胸腔臟器損害和失血性休克死亡。
買買提.鐵衣甫，男，25歲，維族，伊犁伊寧縣塔木鄉人。他的死亡地點在商貿城旗杆下。子彈挫碎了他的頸部主動脈，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艾孜來提.吾買爾——他就是那個攜帶藍編織包跑向東樓的維族青年，20歲，喀什人。子彈由後背射入，引起血氣胸，合併失血性休克死亡。
張根茂，男，25歲，漢族，陝西人，賓館鍋爐工。他是在鍋爐房前被擊中，子彈射進他的腹部，從左腋後射出，造成胸、腹腔多個臟器損害。他在醫院搶救了一天一夜，於20日死亡。
祖力.甫哈爾，男，17歲，新疆鄯善縣人，烏魯木齊建工技校學生。他在追蹤的最後時刻被嫌疑人躲在牆角裡開槍打死，創道貫穿胸腔，造成胸腔多臟器損傷，死亡。
李強，男，17歲，回族，新大附中學生。他與祖力一起，死在附中後門左側。子彈射入他的胸腔，與祖裡一樣，造成心臟、肺臟破裂死亡。根據子彈射入點分析，遭到槍擊時，他的左前臂是舉起的姿態。
除了以上七名死者，還有五人受傷。
奈扎明.馬木託夫，亞塞拜然商人，男性，42歲，住巴庫市。犯罪嫌疑人槍殺了小保時，他正在丁小保身後，跳彈射穿了他的大腿。
買買提.吐爾地，42歲，維族，和田市人，賓館保安。他追蹤歹徒至商貿城西南角，歹徒突然轉身瞄準射擊，吐爾地躲閃不及被擊傷。
田保新，男，43歲，漢族，河南省運城人，賓館鍋爐工，與張根茂一起受傷。
熱合曼.買買提，男，維族，45歲，沙車縣人，新大電教工，他與祖力.甫哈爾和李強在附中後門同時遭到槍擊，未被擊中要害。
郭秀琴，女，漢族，新疆裝潢印刷廠退休工人，在新大附中校園內，被跳彈擊傷。
持槍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員集中的邊貿商城，公然開槍搶劫，連連打死7人，擊傷5人，搶走人民幣140萬元。這一嚴重事件引起了烏魯木齊市各族群眾的極大憤慨，他們希望公安部門早日破案，給犯罪分子以嚴厲的懲處。
因此案死傷者多為少數民族，還涉及到外國商人，這無形中加大了新疆警察辦案的壓力。
二、以現場為中心，全面摸排
偵查工作以現場為中心，一層層鋪開。
烏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薛鵬，當時是刑偵處二大隊大隊長，他的大隊是反盜竊、搶劫專業隊。全隊37人，分為7個中隊，由4個民族的警察組成。“8?19”案件發生後，全隊無論漢語系偵察員，還是維語系偵察員全部參加了現場走訪和摸排工作。薛鵬大隊長和努多爾？買買提副大隊長分別負責漢語組和民族組。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七大隊的偵察員。
在調查中，他們重點訪問了四部分人：一是中心現場即邊疆賓館內部的職工、商人、臨時工、汽車司機、保安人員等目擊證人。二是新疆大學院內的居民群眾及新疆大學小農場附近的過往行人。三是在邊疆賓館商貿城內進行切匯交易的人員。四是與邊疆賓館有關的其他人員。他們先後對商貿城內的624個攤位、12家公司、110輛機動車、136輛非機動車進行了查訪，對商貿城內部人員412名（正式職工204名，臨時工2O8名），邊疆賓館對面的商店、旅館、冷飲攤、髮廊計38家，賓館圍牆外附近區域居民319戶，進行了調查。
透過調查，摸出了上述人員中與石河子地區有關人員93名，其中，在邊疆賓館工作俄語翻譯人員71名。對這些人員，他們都做了重點走訪。
透過調查訪問，他們確認了兩隻被搶劫的揹包的特徵：第一個包為紅色旅行包，材質防雨布，長寬高為15?0?0公分；帶紅邊和英文字母（漢語拼音）。第二個包為紅白藍相間塑膠編制袋，長寬高：20?0?0公分，帶豎形紅白藍綵帶，寬4—5公分。查清了被搶劫現金的票面情況：艾孜來提的藍色編制袋內計有50元人民幣兩捆，每捆5萬元；100元人民幣9捆，共計89萬。每1萬用筋式牛皮紙捆紮，每10萬用細麻繩捆紮。其中一捆10萬元，封條上有信用社職員曾XX和孫XX的私人印章，印色為藍色。同時，基本弄清了犯罪分子的體貌衣著特徵。兩名犯罪分子為漢語系，一高一矮，高個子約1.75米左右，體形較瘦，35歲上下，臉型消瘦，高顴骨，右嘴角上牙有兩顆突出，膚色較黑，穿黑色帶花長袖襯衣，灰褲子，白色鞋，捲髮。矮個子，大約170米左右，臉較白，上穿黑白相間花色T恤衫，大約30歲。
綜合現場情況，刑偵處黃亞波處長很快拿出了八條分析意見。應該說，這八條基本上概括了當時能捕捉到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徵，也代表了刑偵處上下較為一致的看法：
第一，犯罪分子以搶劫財物為最初作案動機，主要針對邊疆賓館從事美元交易或批發生意、手中有大量資金的個體老板。
第二，攜帶槍支進入商貿城作案，整個作案過程中表現比較果斷，動作迅速，又比較從容，說明犯罪分子各方面都有充分準備，事先有預謀，策劃周密。
第三，從犯罪分子選擇的第一作案物件的地點以及選擇的逃跑路線分析，犯罪嫌疑人應熟悉邊疆賓館與新疆大學一帶的地形，事先踩過點。
第四，用槍熟練，動作準確，彈無虛發，除了丁小保身中兩槍外，其他死者都是一槍命中要害。犯罪分子應具有槍支使用訓練的經歷，當過民兵，或有條件經常接觸自動步槍一類軍用武器。
第五，目擊者反映，開槍的人是“大個子”，小個子始終未發一槍。這說明兩嫌疑人在經歷、思想準備、作案動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一個膽大瘋狂，另一個比較謹慎。分析應有暴力犯罪的經歷，或受過打擊處理等前科，或為公安機關正在追捕的逃犯。
第六，從嫌疑人使用的提槍袋、眼鏡上看，嫌疑人生活層次很低；現場目擊證人反映，嫌疑人的衣著、相貌，屬邊遠地區居住人員。持自動步槍者操河北口音或東北口音，另一名操本地口音。
第七，邊疆賓館案與石河子“7?5”、“8?8”兩案從作案入數、使用武器，因果關係上分析，具備併案條件。
第八，從邊疆賓館在本市所處的地理位置上分析，如嫌疑人在作案地附近沒有落腳點，則必須有交通工具。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本人會駕駛車輛。
市刑偵處的分析材料形成於案發第二天，即8月20日。
警方判斷，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有四種可能：第一，有可能仍在發案現場附近；第二，可能躲在烏魯木齊市；第三，可能逃回石河子（因“8?19”很快與石河子併案）；第四，逃往外地。
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佈置警力，對邊疆賓館及周邊地區所有的樓群，住宅區及各種場所，進行了地毯式大搜查。
大搜查進行了三天，各警種配合作戰，對劃定區域逐門逐戶進行查訪，重點調查近期的外來人員。
【鑑於大環境如此，本站可能隨時關閉，請大家儘快移步至永久運營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
同時，他們在全市範圍內，對近期旅店的住宿人員，特別是男性、兩人同行、與犯罪分子的刻畫條件相符的人員，登記造表，進行全面摸排。
同時，他們以烏魯木齊市為中心，對民航、鐵路、車站，及交通沿線組織了專門查緝力量進行阻截。
黃亞波說：“案件發生後，我們有兩個基本判斷，一個是，犯罪嫌疑人是撲人來的；另一個，是撲地方來的。撲人，就是說，他們事先與被害者有接觸，或者從側面知道他們有錢，預謀要搶劫哪個物件，都有準備。撲地方，就是犯罪嫌疑人並不認識被害人，他們只知道這個地方有錢，趕上誰是誰。他們與被害人沒有任何關係。這兩種情況，要判斷清楚，才好決策下一步的工作。”
為此，他派人對被害者近期接觸的人員，以及他們家鄉的情況，做了調查，未發現可疑線索，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
加之現場的物證鑑定工作逐步明朗，烏魯木齊“8?19”案件與石河子兩案併案條件很快成熟，可以斷定，作案分子來自石河子，他們經過踩點，有預謀有準備地專程從石河子“長途奔襲”，到烏魯木齊邊疆賓館實施搶劫，作案後返回石河子的可能性極大。
——這一線索基本上已經清楚了。
三、摹擬畫像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摹擬畫像，在案發的當天就著手進行了，到下午6點，已製作完畢，印發下去。
市局刑警支隊有一部電腦摹擬畫像裝置，擔任這項工作的操作員叫隋海濤，他是刑警學院的畢業生，28歲，搞電腦摹擬畫像搞了5年。隋海濤工作認真，性格細膩，十分熱愛這項事業。
案發當天，一線的偵察員把重要的目擊證人帶到刑偵處，請他們幫助完成電腦畫像工作。
首先，隋海濤要選擇與犯罪嫌疑人接觸時間最長，印象最深的證人，請他們描述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徵。然後根據他們的描述，開啟計算機，先選擇臉型。
這時，螢幕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人臉。
目擊者說，對方是長臉，顴骨較高。
隋海濤便從“臉庫”裡調出同一類別的臉，從中尋找，直到目擊證人認為比較滿意為止。
然後依次選擇眼睛、眼眉、鼻子、嘴。
電腦裡儲存著眾多種類的眼睛、眼眉、鼻子、耳朵和嘴巴。比如鼻子，就有肉頭鼻、朝天鼻、尖鼻子、鷹鉤鼻、高鼻梁、塌鼻樑，等等。每一個種類有許多的細目。操作員把鼻庫裡的鼻子安裝到選好的臉上，再用灰線條去修改，直到目擊證人認為比較像了，就可以固定下來。
依次再安裝眼睛、耳朵、嘴巴，把人臉合成整體。請目擊證人遠近觀看，還有什麼地方不像，仍可以用灰線條修改。
修改完畢，螢幕上形成了一個組合人形，這個組合人就是用電腦摹擬出來的犯罪分子的畫像。
當時被請到電腦摹擬畫像室裡來的，有賣烤肉的買買提？玉素甫、個體戶攤販塔西甫來提，還有賓館保安馬志鵬等七八個人。
隋海濤認為，記憶最深，描述最準確的就是玉素甫。當時白寶山在他的肉攤前走來走去，站的時間最長，他們又面對面說過話，這個漢人的模樣給他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案件還沒有發生，玉素甫並不慌張。
可以說，白寶山的這張畫像，主要是依據玉素甫的敘述完成的，畫好後反覆徵求他的意見，做了區域性的修改。
然後請第二個目擊證人，再請第三位目擊證人，一對畫像進行校正。
隋海濤說：“賓館保安馬志鵬追蹤犯罪嫌疑人的時間最長，但由於他始終跟在身後，對方一回頭他就要躲槍，看不清對方的臉。因此，他所提供的形象並不準確。但玉素甫的感覺良好，能夠講述得比較清楚；還有那個個體戶塔西甫來提，他也覺得電腦裡的畫像比較像。”
這幅畫像從聽取目擊證人的描述，畫第一稿，反覆進行修訂，到最後定稿，先後用了三個小時。
8月19日下午5時，摹擬畫像完成。然氣拍成照片，洗印200張，6點鐘，隨市局的通報一起下發。
在偵破白寶山案的過程中，隋海濤的摹擬畫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後看，他的畫像，是比較像白寶山的。當然，另一幅關於吳子明的畫像不大像。因吳子明始終沒打槍，現場目擊者對他注意得較少，沒留下太多的印象。
隋海濤為此榮立了三等功。
四、現場物證的啟示
刑偵工作的專業性很強，他們能夠在很短時間內，迅速描摹出他們並未經歷的事情，畫出現場圖，再現當時作案的過程和背景；他們還可以透過犯罪嫌疑人遺留在現場的不多的物證，準確地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層面、基本性格、習慣動作等，並能順藤摸瓜，形成重大線索。這就是張海所說的，我們還有現場這個武器。
烏魯木齊市局刑偵處的技術工作由副處長劉豪傑負責。劉豪傑個子較高，長臉型，性格沉穩，有著典型的技術幹部的特點，無把握的話不說，說出來就要有充足的根據。在他的主持下技術科對“8?19”現場提取的物證進行了詳盡的鑑定分析。
“8?19”案現場提取的物證主要有：
一、“五六”式步槍子彈彈殼12枚。
二、彈頭3枚，彈頭鋼芯2枚，彈頭披甲1枚。
三、獲取包槍用的紅底白花晴綸毛線毯一塊。
四、自制白色毛毯手提袋一個。
五、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佩戴的墨鏡一副。
技術科對現場獲取的彈殼、彈頭進行鑑定，已於8月19日當天把案件與石河子兩案並在一起，這使我們的偵查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太陽鏡的鑑定情況如下：
1：為普通藍灰色玻璃鏡片，賽璐璐鏡架；
2.新舊程度分析，該太陽鏡為新近購買，佩戴時間為7—15天；
3.此種太陽鏡因質量較差，眼鏡店沒有銷售，一般都在地攤上出售；
4.質量分析，該鏡不能長時間佩戴，時間長會產生頭暈現象；
5.銷售價格在5—20元之間。
由此推斷，犯罪嫌疑人生活層次不高，可能長期在下邊（兵團、農場）居住。
白色自制手提袋的鑑定分析：
1.手提袋長83釐米，寬40釐米，為白色羊毛、錦綸混紡布料；
2.手提袋原料系造紙原網機上的濾布；
3.縫製手提袋的線有三種，一是單股白色尼綸線，二是單股黑色尼綸線，三是三股右旋棕色晴綸線；
4.縫製方式：在手提袋底部，有一道白色和一道黑色尼綸線，為機器縫製。底部一道棕色線為手工縫製，其他部位只有棕色線，全部為手工縫製；
5.手提袋的兩根提帶長70釐米，寬3釐米，為綠色帆布，帆布較舊，一條已呈白色。
手提袋是現場遺留的最重要的物證之一。它的“獨特性”突出：第一，該手提袋為自制的，而不是購買的，縫製它的原料是造紙網用舊毛布；第二，在縫製過程中，使用了兩種線，採取了機器縫製和手工縫製兩種方法。這些特點為我們尋找該手提袋材料的出處、加工地點，從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線索提供了可能。
技術科對手提袋的材料和產地進行了詳盡的調查。他們請到烏魯木齊市第一、第二造紙廠、紡織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輕工產品質量檢測站等單位8名技術人員共同研究，進一步認定該布料是造紙原同機上使用的800克／米毛、纖混紡上濾布。毛、纖比例為，緯紗毛22.75％，化纖77.25%；經紗毛17％，化纖83％，織造工藝為破斜紋織法。
這類濾布主要生產廠家有天津、青海、江蘇等地的工業用呢廠。
在新疆主要造紙廠的分佈有：石河子造紙廠、瑪納斯造紙廠、昌吉市造紙廠、巴州第一造紙廠和博湖造紙廠。
該濾布正常在造紙機上使用，約一個月更換一次，遇到出褶皺的情況則要提前更換。手提袋的布料較新，使用時間短。造紙廠更換下來的濾布一般裁成塊狀，銷售給職工。
現場遺留包槍用花毯的鑑定分析：
1.該毛毯為晴綸毛毯，規格16X21米；
2.圖案為“雙喜”，上下對稱鴛鴦圖案。
技術部門對包槍用的花毯也做出調查分析，他們找到烏魯木齊市紡織品批發站、市針織品批發站，兵團針織品批發站，商貿城及部分零售店進行調查，得知以下情況：
該毛毯顏色有紅綠兩種，生產廠家為浙江倉南毛毯廠，1994年，兵團針織品批發部經銷過該產品，主要銷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為抽獎獎品發放過。
由於“8?19”與“7?5”、“8，8”已併案偵查，因此對石河子現場發現的套狗用魚鉤漁線也做了鑑定和調查。
該魚鉤為上黑鉤，有國產、進口兩種，國產為江蘇產品，另一種為日本產，廣東汕頭伽瑪卡孜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裝並經銷。烏魯木齊除四方貿易公司（漁具專營公司）經銷外，各漁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發給克拉瑪依、石河子等地。
這些鑑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們很快就會注意到，它們在後來的偵查工作中，發揮出越來越明顯的作用。
五、發現夾河子乾渠中的摩托車
這在當時，與烏魯木齊“8.19”案件沒有直接聯絡，是發生在異地的一個普通案件。我把發現摩托車案放在這裡來寫，主要是不想違背時間順序。同時也想說明一下，一個大案件背後的線索是多麼撲朔迷離，你認為毫無關聯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時，卻是這一案件的有機部分。
8月20日，瑪納斯縣北五岔鎮派出所民警王輝在鎮上辦事，看見兩個民工推著一輛摩托車在街上行走，摩托車前後帶都沒有氣，型號與王副鎮長丟失的摩托車相同。他覺得可疑，於是上前盤問，
二位民工開始迴避，後來如實說出，摩托車是他們在夾河子乾渠大橋下摸魚時發現的，二人把它打撈上來。
民警王輝把二民工連同摩托車一起帶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鎮長到派出所辨認。王吉江一眼認出這輛陣託車就是他借給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車。
摩托車的前後帶多處被刀割破，車牌也被卸掉，又被丟進乾渠，造成此種情況背後的原因很令人懷疑。
派出所立即對夾河子乾渠大橋現場進行了勘查，並將情況上報瑪納斯縣公安局刑警大隊。
8月21日，刑警大隊大隊長帶領偵察員，到夾河子乾渠大橋檢視現場。從現場橋欄杆處摩擦的痕跡看，摩托車是人為地由橋上推下，墜入渠中。摩托車前後帶也是人為割破。刑警大隊認為，從案件發生的因果關係分析，這不是普通的盜竊案，而是一起搶劫案。犯罪分子搶劫摩托車的目的，有可能是為作其他案件準備交通工具。由於王吉平與摩托車一起失蹤，據此推斷，王吉平很可能已經遇害。
瑪納斯縣公安局將案情上報到昌吉州公安局，並制定了“以車找人”的偵查方案，此案由縣局主管刑偵的政委張雄仕和??大隊長負責，並於當天向有關地區發出了協查通報。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見到通報後，派人到瑪納斯縣刑警大隊瞭解案情，並前往現場進行勘查，探討此案與石河子兩案及烏魯木齊市“8?19”案件串並的可能性。
從時間表上看，該摩托車失蹤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與“8?8”案件之間，而“7?5”案沒有摩托車，“8?8”出現摩托車；從拋車地點看，又恰在141團與149團場之間，應該說疑點是存在的。但由於王吉平的屍體沒有找到，其他證據又不充足，沒有發現併案的有力條件。因此，此案暫被當作個案，由瑪納斯刑警大隊單獨立案偵查。
六、發現縫鞋匠
這是烏魯木齊與石河子三案併案之後，警方取得的第一個重大進展，公安部五局張新楓局長在總結案件偵查過程時說，發現縫鞋匠，是案件的一個轉折點。
“8?19”案件發生後，自治區公安廳和烏魯木齊公安局都極為重視。烏魯木齊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長張彥勇、副局長張海親自指揮的專案組，全力推進偵查工作。區廳楊德祿副廳長多次來到市局刑偵處，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與石河子“7，5”、“8?8”併案後，楊德祿副廳長代表公安廳，召集兩地公安局主要負責人，制定了併案偵查後的工作原則。要求烏魯木齊與石河子兩地的公安部門，在各有側重地開展工作的同時，要在區廳的統一領導下，密切配合，協同做戰。發現重大線索必須及時互相通氣，三案現場提取的痕跡物證，兩市刑偵部門共同享用。
區公安廳透過對案件的綜合分析，認為：第一，犯罪分子的窩點應該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動，應該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在搶劫到現金後，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雖然“8?19”案的案發地在烏魯木齊，但偵查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石河子。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楊德祿副廳長決定，把烏魯木齊“8?19’”案現場提取的重要物證線索，移交給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隊依據實物，迅速鋪開調查工作。
根據楊廳長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隊長龔興言、技術科長江援朝來到烏魯木齊刑偵處，把提槍袋等重要物證，帶回石河子市公安局。
中午，龔興言大隊氏把查詢提槍袋縫製人的任務，交給副大隊長慈新光，安排他帶領偵察員，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轄範圍內利用各種方式展開調查，一定要找到縫製此袋的鞋匠。
慈新光決定，先從石河子市內查起。
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專賣軋鞋物品的批發店，向他們展示了實物。店方介紹，他們所售的縫鞋線都是兩股線，沒有銷售過三股線，更沒賣過棕色三股線。
8月21日，慈新光帶領偵察員來到市環衛處，從那裡瞭解到城區有60多個註冊的個體鞋攤。上午，他們一口氣找了其中的20家，無一家使用過三股線。
慈新光反覆觀察提槍袋，縫製的棕色三股線比較粗糙，他想，這會不會是下邊團場使用的勞保鞋用線？他立即把這個想法向龔興言做了彙報。龔興言同意暫時放棄石河子城區的工作，到下邊團場尋找線索，並劃定了第一批重點區域，包括莫索灣墾區149團、147團、145團和下野地墾區的122團、141團。如果沒有線索，再擴大範圍，直到把農八師（石河子）所有團場的全部鞋匠，都調查一遍。
吃過午飯，慈新光和姜笑天帶車出發，直奔莫索灣。路上汽車出了毛病，他們延誤到晚上。結果只查了145團的6個鞋攤，沒發現線索。來到147團時天已經黑了，他們沒停留，把車直接開了過去，到專案組駐地149團住宿。來到149團場，慈新光跟派出所聯絡，連夜查訪了當地的4家鞋匠（到家中訪問），結果在其中的兩家發現棕色三股合成線。
事情終於有了推進，慈新光和姜笑天都很高興。
在慈新光等人查訪縫鞋匠的同時，石河子市電視臺公佈了烏魯木齊“8?19”案件的部分案情，並反覆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畫像和現場遺留物證，動員群眾提供線索，擴大線索來源。
當天晚上，從莫索灣公安局趕來的刑警魏江年、羅愛江向慈新光提供了這樣一條資訊：147團有個女鞋匠，看過電視說，她曾縫過電視裡那樣的包（提槍包）。
這條線索太重要了。這簡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第二天一早，慈新光、姜笑天離開149團，驅車40多公裡，徑直來到147團派出所。彭所長派人找來那個女鞋匠。這時，大家都抱著很大的希望，然而，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過實物之後搖搖頭，面有難色地說：“這個包不是我縫的，我縫的那個包有1米長，20公分寬。顏色也不一樣，那個是帶點黃色的毛氈包。”
女鞋匠張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洩氣。
既然來到147團，其他鞋匠仍要走訪一下的。慈新光對彭所長說明了這個意思。
彭所長說：“離咱派出所不遠的市場口上，就有三個鞋匠，你們先去看看。”
他派治安員李亞東帶慈新光、姜笑天過去。果然看見三個鞋匠並排坐在路口上。兩女一男，剛剛來過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邊，男的在中央，最南邊仍是個女的，每人相隔兩三米。
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歲。慈新光把包拿給他看，問：“你做過這樣的包嗎？”
朱鞋匠拿過去瞧了瞧，又翻過來看底。慈新光覺得有門兒。大約看了兩分鍾，他抬頭看慈新光，說：“你問這幹啥？”
慈新光這時亮出身份，說：“為了一個案子，想瞭解下情況，看這個包是不是你做的。”
朱鞋匠說：“這個包是我做的，當時跳線，縫不成，手工是她兒子縫的。”他指了指南邊坐著的那個女人。
慈新光又把包兒拿給那個女人，她看了看說：“這是劉兵縫的。”
劉兵是她的兒子，她現在幫兒子看攤。
真是沒有想到——方才大家還覺得洩氣，現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過望。
慈新光把朱新志和劉兵的母親請到派出所，不久劉兵也找了來。劉兵小個很矮，看上去與他的年齡不大相符，像個孩子，嗓音也未脫童聲。但他善談，比朱新志和他的母親都愛說話。
據朱新志和劉兵介紹，大約在5—6月間的一天，下午6點左右，兩個男人騎一輛摩托車來縫製袋子，拿來白色呢料和帆布帶。開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機器縫，因他的機子跳線，沒縫成，只扎了一條線，交給臨近鞋攤的劉兵。劉兵繼續用手工縫，先後共花了兩個小時，才把手提袋縫好。
慈新光立刻打電話向龔興言報告：縫鞋匠已經找到：縫製人之一是147四個體修鞋戶朱新民，41歲；另一名是原147團制板廠工人，現個體修鞋匠劉兵，男，26歲。龔興言要他立即回市局彙報。
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傳強、龔興言、江援朝，以及區公安廳張卓敏、兵團公安局劉釗在等他們，大家都很興奮。
很快，朱新志、劉兵及劉兵的母親作為證人，被請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依據區廳規定的重大線索共同享用的原則，劉兵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證言之後，又被請到烏魯木齊市局，再次做了訪問筆錄。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還請他們幫助為犯罪嫌疑人做模擬畫像（畫像須不斷透過新的線索，進行完善）。
經過多次談話，劉兵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價值的情況主要有如下幾條：
第一，兩個縫包人一高一矮，一個本地人，另一個說話口音很好聽，是河北、北京或東北人。
第二，兩人是騎摩托車來的，但車身上沒有塵土。
這一條很重要，當時莫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士有半尺厚，汽車行駛上去像走在塵土匯聚的“河流”裡。車身乾淨，說明他們的出發地不遠，很可能就在147團附近。
第三，因縫包過程較長，這期間，縫包人與劉兵有過多次對話，對話中對方曾提到147團糧站和油庫的人名，經核實，147團這兩個單位確有其人。
這再次證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團附近，或者就在147團，他們對147團場的情況是相當熟悉的。
第四，縫包人所騎是一個黑色油箱的摩托車。
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樣，找到縫鞋匠，使我們的偵查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同時也有著兩點缺憾：
第一，劉兵原是147團場職工，認識吳子明全家，惟獨不認識吳子明。因吳子明在監獄服刑時間較長，劉兵沒跟他見過面。否則，案件在我們找到縫鞋匠之時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這麼一點點，就錯過去了。
第二，劉兵好講話，但他小時候受過病，智力上有些問題。他十分肯定地說：“講本地話的是大個子；那個小個子說話好聽，是河北、東北那邊的人。”這與我們掌握的情況不相符。警方反覆詢問這一點，劉兵肯定地說：“我跟他們呆了兩個多小時，他們還吵吵著要在飯館訂飯，這還能有錯？”朱新志的印象比較含混，由於劉兵一再堅持，他也傾向了這個說法。因為劉兵與犯罪嫌疑人接觸的時間最長，他提供的線索應有較高的可信度，這曾給我們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煩。
但無論如何這是個重大的推進。
情況上報到區公安廳，張秀明廳長、楊德祿副廳長都非常高興。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團附近，這一結論是清晰的，理由相當充分。綜合以前的種種跡象：被害人姜玉斌家住147團，他的值勤證莫名其妙出現在147團中學院內，“8?8”案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也是147團，現在又獲得重要證據：犯罪嫌疑人的提槍包在147團縫製，他們熟知147團場職工的姓名和情況，他們所騎的摩托車車身無土，說明他們沒上公路——這些情況均證實了這一點。
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根據自治區公安廳的指示，調整偵查力量，把偵查工作的重點放在147團場。
8月24日，為了加強一線的力量，區公安廳決定，從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抽調部分偵查骨幹，充實石河子方面的偵查工作。
大兵壓境——各方警力，迅速集中到石河子147團場。
七、槍支鑑定
鑑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槍支種類，這是偵查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環節——當然，就當時來說，新疆的警察還沒發現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及河北的累案。他們掌握的線索只能說明：犯罪嫌疑人二人，其中一個本地人，另一個為河北、北京、或東北人。
鑑定槍種，是正常偵查工作的需要，與北京併案問題，此刻還提不到日程上。
石河子兩案發生後，石河子技術部門對槍種的確認基本上認定為“五六”式自動步槍，排除了“五六”式半自動步槍。
“8?19”案件發生後，現場目擊者（一些是復員轉業軍人）也認為是“五六”式自動步槍，這與石河子方面的鑑定結論是一致的。
然而，還是存在著疑點，疑點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個別目擊者形容的槍支形狀與“五六”式自動步槍有出入；第二，從技術分析上看，槍彈痕跡有可質疑的地方。
劉豪傑從一開始就懷疑，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不是“五六”式，而是“八一”式或其他型號自動步槍。他的一個同學8月19日恰好在現場，這個同學說，嫌疑人使用的肯定不是“五六”式自動步槍。但他又描述不好，具體區別在什麼地方。
劉豪傑是個細緻人，未獲得確鑿證據之前不做結論。因此，在前期的鑑定報告中，仍沿用了技術部門已有的結論，但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和看� �。
為了弄清槍種，劉豪傑請示市公安局和區廳四處，從駐軍和武警部隊調來數十支不同型號的自動步槍，劉豪傑和張卓敏等人在軍區靶場打了100多發子彈，樣本全部帶回技術科進行比對，比對的結果表明，“五六”式的疑問越來越多，而現場彈殼與“八一”自動步槍的子彈樣本幾乎沒有明顯的區別。
【目前用下來，聽書聲音最全最好用的App，集成4大語音合成引擎，超100種音色，更是支持離線朗讀的換源神器，huanyuanapp.org 換源App】
8月23日，劉豪傑的想法已基本形成。這天張彥勇局長、張海副局長在市刑偵處黃亞波的辦公室聽取匯報，劉豪傑提出了他的見解，他傾向於“八一”槍，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後決心。
屋裡的氣氛是很寧靜的，大家都感覺到“拍板”的壓力。
張海副局長問：“是差異點多，還是共同點多？”
劉豪傑說：“幾乎沒有差異點。”
張海乾脆地說：“既然這樣，那就定。”
至8月23日，烏魯木齊市局對槍種的認定基本上定為“八一”槍，並上報區公安廳。為慎重起見，在通報中仍把“五六”槍與“八一”槍均列入排查範圍，以防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