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的上海，為什麼蘇北籍移民會遭到江南等地移民的集體歧視？
王國良分析，首先，蘇北移民多是由於天災人禍逃離家鄉的農民，一無文化二無技術，大多只能從事下層工作，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都比較低。
其次，大量蘇北移民的湧入，使得已經擁有一定社會資源和經濟地位的江南移民感到了威脅，他們透過同鄉互助機制不斷鞏固自身族群的經濟地位，同時對蘇北籍移民施以各種壓力，使他們始終處於較為卑微的經濟層次上，甚至形同賤民，這成為了一百多年來各種蘇北歧視的根源。
江南人作為近代上海開埠以來的第一批移民，在上海率先取得了較為優越的經濟地位。當數量龐大的蘇北移民群體湧入之後，必將爭奪相對有限的工作機會，挑戰江南人的既得利益，生存競爭壓力加劇。
在當時，同鄉關係對提升個人經濟地位極為重要，諸如員工招聘、經商結社等社會活動，基本都圍繞同鄉、同籍貫的人展開。為維護本族群的經濟地位，江南人透過同鄉互助機制不斷鞏固自身族群的經濟地位，同時對蘇北籍移民施以各種壓力，使他們始終處於較為卑微的經濟層次。
長期操持下等職業，更加深了蘇北人貧窮、愚昧、粗俗的刻板形象，蘇北移民群體在上海遭到長期的汙名化與歧視也就順理成章了。
他說，要說江南人和蘇北人之間交流有限，雙方認知模糊，也無非就是誰也看不慣誰，應該也很難發展為根深蒂固的族群歧視。但歷史的吊詭程序，卻偏偏讓這兩個族群走到了一起。
江南籍上海人幾乎獨佔了對上海文化的詮釋權，賦予自身一派文明開化的洋氣形象，至於蘇北籍上海人，用一句並不過分的話講，就是形同賤民。
出身先天劣勢、被優勢族群當做假想敵、經濟地位提升無望、不良的族群刻板印象逐漸形成，這些種種不利因素環環相扣，最終疊加在一起，導致蘇北移民群體在上海遭到江南人的長久歧視。
“蘇北人在上海被邊緣化首先體現在就業上。”王國良繼續介紹。
除了長期操持所謂的下等職業，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蘇北籍產業工人雖然也逐漸出現在上海早期的近現代工廠，但幾乎在所有行業門類中，江南人或廣東人都牢牢佔據著報酬優厚、講技術、有發展的崗位，艱苦繁重的崗位才交給蘇北人。但是一旦爆發工人運動，哪怕組織者實際上大都是江南人，工廠主還是傾向於首先解僱蘇北人。
比方講，1931年蘇北發大水，就至少有7萬蘇北人逃難到上海。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沒多少文化的赤貧農民和城市邊緣人物，並伴有方言差異，在上海只能做最簡單的勞工和當地人不屑的低等職業。
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來形容“伺候人”的蘇北人：切菜刀，燒菜的、修腳刀，澡堂子的和理髮刀，剃頭的。
這些難民絕大部分都是農民，沒有一技之長。在上海，當時這批移民中的絕大部分男性只能從事黃包車夫、碼頭搬運工、工廠工人、小皮匠、環衛工、理髮師、搓澡工等非技術性的工作，成為繁重底層勞動力的主力軍。
這些工作社會等級低下，收入微薄，本地人和江南人不願意從事，大部分被蘇北人承擔，時間一長，就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歧視。
伯父插話：“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黃包車夫十有八九是蘇北人。”
王國良繼續介紹，而蘇北女性的狀況也相當糟糕，在煙草行業蘇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菸葉部門，工資卻低於江南女工。
說不好聽一點，即使是做妓女，和上海大多數行業一樣，原籍也是決定娼妓業等級的重要因素。第一等的“長三”一定是江南人，而蘇北妓女作為最下等的人被叫做“野雞”。娼妓中以蘇北人為底層的等級與籍貫現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蘇北人在就業市場上的分佈結構。
蘇北人由於很少受過基本教育，因此普遍素質偏差，思想愚昧，文化水平落後，自然而然地受當地人和其他外來人，包括外國人的歧視，被人用“蘇北腔”、“江北佬”、“江北豬玀”之類的蔑稱吆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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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因為出來討生活的蘇北人，普遍赤窮，聚集在城郊和蘇州河以北地區，住在用竹蓆、氈布土塊搭建而成的“棚戶區”甚至“滾地龍”中，俗稱“蘇北窟”。
所以，長久以來，在上海人眼裡，蘇北人好勇鬥狠，“刁滑”、“無賴”、“兇悍”、“骯髒”等的惡習依然難改。
這種看法雖然充滿了主觀臆斷、先入為主的成見，但蘇北人的詭詐卻盡人皆知。現實中，欺下瞞上，喜歡大話空話放“衛星”，像母雞那樣為袒護自己的孩子而撒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對人粗暴冷漠，尖酸刁鑽，治安狀況糟糕，不講衛生等等這些現象，在如今的蘇北人群中也確實屢見不鮮。
王國良說：“蘇北人在上海長久以來低人一等，一個極端的例子，過去蘇北人只能和蘇北人通婚，在蘇北人和其他地區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數也是蘇北新娘。以至於到了現在八，針對蘇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視依然廣泛存在。”
“蘇北人脾氣超級不好，翻臉不認人的。”伯母說道，“以前我們住塘橋時候，那吵架厲害的，狠的人提起馬桶，衝到你家，把大便倒在你家床上，狠啊，家鄉脾氣！”
王國良最後說：“簡單地說吧，你們的爺爺，就是在31年的那場大洪水中逃荒來上海的。”
在來上海的小船上，你們爺爺結識了一個小他五歲多的鹽城同鄉。這位老鄉家裡也沒有了任何人，惺惺相惜，兩人就是這樣互相照顧著才最後到達上海，最後還拜了兄弟。
兩人到大上海後，一開始也是到處流浪，做黃浦江上的哥哥碼頭間作搬運工，憑著一身力氣掙錢，討生活。後來才找著機會，又一起在黃浦江上搖船。
只是沒有想到，就在上海解放前夕陽，你們的這位小爺爺被抓了壯丁，給國軍搖船。不過，中間還是偶有書信聯絡，我們才知道他去了哪裡。小爺爺後來又隨部隊去了浙江的舟山，大陳島，最後去了臺灣。
更沒有想道的是，就因為小爺爺的這一段的經歷，還有往來的這些信件，後來你們的爺爺在歷次的運動中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牽連。
伯父嘆一口氣，說：“也不知現在這位小爺爺是死是活，快二十年都沒有聯絡過了的。”